文評03：〈藍博洲：一九四九年四六慘案始末〉雜感

簡單來說：四六事件就是：

第一階段：民國38年3月20日，因為師大、臺大生晚上共乘一台腳踏車，
被警察說違反交通規則，但處理過當，都抓去警察局拷問，
最後在其他學生抗議下，警察局方面才放人、道歉。

第二階段：同一年3月29日，各大學辦的青年節營火晚會上，
成立台北市學生聯合會，並想結合全省學生力量，進一步實踐要求民主自由。

第三階段：同一年的4月6日，軍、警、特務用計謀和武力，強行突擊師大宿舍，
師大學生陸續失守餐廳、宿舍，之後連同臺大學生被抓走數百人。
其中爆發許多流血事件，但都被隱藏不題。
之後師大學生們發動罷課和投書，表達對政府野蠻命令的不滿。
這也是「四六事件」的命名由來。

第四階段：4月6號以後，陳誠用兩面手法，對臺大、師大的師生進行懷柔，
但又私自命令彭孟緝等人利用軍警特系統去抓更多學生，
而他們說的「罪魁禍首」，如當時師大的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等人，
有的逃亡，有的被殺，一時之間菁英生氣損耗殆盡。
而師大本身也被進行改造，校長被換掉，學生被迫重新註冊（身家調查）。
之後過了50年以上，才開始有人對這個事件進行重新的紀錄。

當時兩岸情勢對國民黨明顯不利，
而在國民黨逃難來台前後，已經有二二八事件，
對本土菁英進行嚴重迫害；
這次的四六事件，更將國家未來的支柱（大學生）給封口，
有人說：從此之後，師大走向了跟臺大不同的道路。

雖然時過境遷，四六事件成為了一個只能勾起老師大人傷痛的歷史名詞，
但是，在現今的學術界與政治界的互動中，究竟還有多少內幕？
無人知曉。

我們只知道，不管是由誰來執政，
都不應該只想要討好某些特定的族群。
更不應該高高在上，箝制善於思考的人的意見。

學生這邊，或許不一定要直接踏入政壇，
但是，多少要對時事議題作些僅止於「關心」之外的「思考」，
而不是隨便就被所謂的主流價值牽著鼻子走。
但是，同時間也要審視主流價值存在的源流和穩定性，
不需要一竿子打翻所有的社會結構、現象。
才不會流於憤世嫉俗，卻只是一種躲在象牙塔裡的鴕鳥思維。

我倒不是要特別指誰對政治冷漠，或是對政治過於激情，
但是，我覺得不安的是，當「選邊站」的現象一出現，
就有人會覺得自己「不對任何事表態就是中立」。
這太麻煩了。
中立應該是對事件的解釋有一種折衷、靈活的思考，
而不是什麼都不去想、不去講、不去做，那叫鄉愿。
同樣表達一件事，有很多種方法.......
我們可以選擇用理性、溫暖的方式說和做，
就可以避免去得理不饒人，這無須因噎廢食。

四六的精神，不只是學生運動如此簡單而已。

藍博洲：一九四九年四六慘案始末（下）

（建議先看四六事件上集：
上集的連結  http://www.xiachao.org.tw/?act=page&repno=492
        或是http://begin6189.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_06.html

整頓中上學校學風


四月六日清晨的逮捕行動結束以後，
陳誠特別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兼總司令」的身份,
向社會各界發表「整頓學風」的聲明。
他說:「台省學風，向甚淳樸，惟近來台大及師院有少數外來學生，
迭次張貼破壞社會秩序之標語，散佈鼓動風潮之傳單，
甚至搗毀官署，私擅拘禁公務人員，凡此種種違法干紀之行動，
絕非學生所應為，本部為維持公共治安保障大多數純潔青年學生起見，
經查報確實，業將首謀者予以拘捕，依法處理中」;接著,
他又向「社會各方」說明,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此種措施，為青年前途及本省前途計，實出於萬不得已」;
最後，他再度警告說:「學風之敗壞，自非一朝一夕，
政府與學校當局，及學生與其家長，均難辭其咎，政府整頓學風，已具決心，
尚望今後各方皆能善盡其責，務使不再有此類事情發生……」。

四月七日當天,作為官方喉舌的«中央日報»,除了刊登陳誠的「聲明」全文之外,
也刊載了一篇批判學生、擁護政府,題為«法紀與治安»的短評。
首先,它說:「在全國動亂的局面下，臺灣至今仍是一個比較安定的省分。
這誰也不能否認是臺省全體人民的幸福。」
它認為:「臺省之所以比較能保持安定，並在安定中求經濟的發展，謀民生的改進，
一半誠然是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民情純樸，法紀較易維持，
治安較易確保的原故。」
而「維持法紀，確保治安，是全體人民的要求，也是政府的責任。
沒有一個求安定的人民會贊成妨礙治安的舉動，
沒有一個政府應該容忍破壞法紀的陰謀。……」
但是「不幸近來有少數學生，竟受到京滬等地帶來的囂張風氣之傳染，
屢次鼓動學潮，進而擾亂治安，破壞法紀。」
短評強調:「這種情形，如果聽任其發展，臺灣的安定，便將毀損無遺。」
因此,「為著全省人民的福利，省政當局遂以必要的措施，來抑制這種不良風氣。」

最後,短評呼籲全省人民,支持省政當局這種「不得已的」措施;
同時，它也「竭誠盼望，大部份的青年學生能夠以人民的希望為希望，
以人民的要求為要求，不要隨風附和，為人利用，類此的事情，就一定不致再度發生」;
而它「更盼望學生的家長們，如果發現子弟染有不良的習氣，應該盡力勸導，
重建純樸的學風。」

從陳誠的「聲明」與中央日報的「短評」內容看來，
官方顯然是把這次的大逮捕行動,定性為主要是針對「少數」所謂
「受到京滬等地帶來的囂張風氣之傳染，屢次鼓動學潮」的「台大及師院外來學生」；
也就是彭孟緝在上述訪談中所說的「職業學生」、「共產黨」。

另外,四月六日當天,台灣省政府也在逮捕行動之後,以同樣的理由，
電令師範學院「即日暫行停課，聽候整頓」;同時還通令全省中等以上學校:
「務希剴切告誡學生，安心求學，不得再有越軌行動，違者應由該校開除學籍，
政府亦必加以有效制裁。」

就在陳誠的「聲明」發表以後的當天下午，立刻就有部份據云對於台北「學潮」
「甚感憂慮」的學生家長，在中山堂集會，「討論如何協助政府整頓校風」。
並於四月七日,以 「台北市各級學校家長會」的名義,聯合發表<告各家長及在校同學書>，
除了表示「對於當局此種不得已之處置，深為同情」之外；
並希望在校青年「均能體念時艱及政府苦衷，各安本位，努力學業，
勿受外界誘惑，勿以感情用事，讀書以外，心毋他求」；
尤望全體家長「對於子弟嚴加管束，時予訓誡，一切囂張言行，皆宜勸阻，
毋令流為越軌行動」。

同一天,作為台灣民意最高代表機構的台灣省參議會,
針對學生被捕事件，也發表了四點書面談話，表明態度:

一、本省過去學風，頗稱淳樸優良，光復後仍保持此種敦美風氣，
年來因內地戰禍瀰漫，各省學生均紛紛來臺就學，其間不無摻雜極少數輕率份子，
不時鼓動風潮，行動逾越常軌，致使素稱社會安定之臺灣，亦感不安，
多數臺灣學生，亦被捲入旋渦，深表遺憾。

二、目前國步艱困，政治未上軌道，經濟波動，物價狂漲，人民生活困難，
青年學生亦屬如此，本會對此素極關懷，本省學生向極純潔，甚望共守秩序，度此難關，
在此較安定環境中，運用理智，檢束自己，並盼各家長教導子弟，安心求學，
以冀將來造福人群。

三、關於此次政府所拘捕之學生，其屬於善良者，希迅予訊明釋放，
其確有違法者，亦盼依照法律途徑辦理。

四、國立臺灣大學，三年來更換校長四次，而省立師範學院，自去年迄今，
尚未派定專任院長，當局不無失當與疏忽之處，此後政府除整頓校風外，
應特別確立人事制度，謀校長教授工作之安定。

四月八日，臺灣省教育會也緊跟著發表「擁護整頓學風」的<告教育界同仁書>,
宣稱:「臺灣教育發達，學風淳樸，……但近年以來，少數學生習於澆薄，每藉細故，
鼓動風潮，由小而大，而漸及深，起初只是搖旗吶喊，口講筆畫，
最近更聚眾要挾，目無法紀，以致學風敗壞，研讀的風氣一天不如一天」;
該會認為，此種學風「如不速加整頓，不僅廣大青年的學業被犧牲，社會治安受影響，
而在此環境中薰染出來的青年，是否能成就擔當國家未來重任的健全國民，頗堪憂慮。」
因此,「站在愛護臺灣教育，愛護青年前途的立場，」他們認為省政府
「最近決心大加整頓，採取斷然處置」的措施，「實屬必要。……」

陳誠的兩手策略
為了有效地「整頓學風」，陳誠除了一手採取強硬的逮捕政策之外，
同時也另一手採取懷柔的措施,來安撫社會大眾與台大和師院兩校的教職員。

首先，在四月八日上午九時舉行的省府第九十三次例會上，他以省府主席的身份，
對臺灣今後的教育，作了三點指示:

一、教育計劃應該和施政方針配合，以解決學生出路問題。

二、設法改善教職員生活，使能安心教學。改善辦法包括:
配售各校教職員家屬米、煤、油、鹽、糖、布等生活必需品；加發職務加給與研究費等。

三、各校學生務須嚴予管教，定期招生，嚴格考試，並須有家長保證。

四月九日中午十二時，陳誠又在中山堂光復廳邀集台大教授餐敘，
傅斯年校長、鄭通和訓導長、各學院院長及科系主任、教授等一百七十餘人出席。
餐後，陳誠首先致詞表示：「此次整頓學風，承各位諒解協助，實深感謝。
此種舉措事非得已，殊深歉憾。吾人之共同出發點為愛護青年，
使大多數學生皆能安心讀書，故決定將幾個首謀不法學生，以公開方式與不流血方法，
依法迅予處理，以免影響大多數學生之課業。以後希望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
否則政府為貫徹整頓學風之決心，對於不良份子，仍非繼續法辦不可。」

陳誠批判了「幾個首謀不法學生」之後，接著，他又表示非常關切各校教職員的生活，
他「以堅定的口吻」說：「最近期內決定配售生活必需品，先從教職員家屬做起，
同時加發教職員之職務加給及研究費。」

最後陳誠並簡略地說明本省的經濟情形。

陳誠的致詞結束以後，先前住宅被搜查過的台大教授會代表蘇薌雨，立即起來答謝，
同時表示：「此次少數學生，行為不法，事前未能加以管教，深感歉疚。」
接著，工學院長彭九生、訓導長鄭通和及傅斯年校長相繼起來致詞，他們一致表示：
「贊同政府整頓學風，惟希望被捕學生除行為不法者，即予依法辦理外，其餘早予保釋，
對於各校實際困難問題，亦望能協助解決」等等。談話一直到下午兩點結束。

台大的教授們擺平之後，兩天後（四月十一日），
陳誠接著又在同一時間與地點宴請師院教授；一共有劉真院長及各科系教授九十餘人出席。陳誠在即席致詞時同樣表示：「整頓學風實非得已！」並且強調：
「師院為本省最高師資訓練機關，學生不法行為，如不嚴加糾正，
則畢業後何以為人師表」；最後，為了安撫教授們，陳誠同樣表示，
他非常關切各校教職員生活之艱苦，並且同樣「以堅定的口吻」說：
「除加發教職員之職務加給及研究費外，決於最近期間配售實物，
以期逐漸改善教職員生活。」

香港«大公報»與島內學生的聲援

從當年島內各大報的報導看來,輿論顯然是一面倒地批判台大及師院的「少數外來學生」;
只有遠在香港的«大公報»,在四月九日,通過「台北通訊」的方式,
以<戰犯陳誠在台灣製造屠殺人民的「四六慘案」>為題,
報導了從「三月二十一日學生被警察無理毆打」起,
一直到「四月六日清晨」大逮捕的「四六慘案」經過。

«大公報»的報導提到:當師院學生數人被警備總部派出的大批軍警「架走」以後,
「有百餘同學自願與被捕同學共患難,分乘六輛警備車而去。
新生南路台大宿舍學生為反抗這種無理迫害,曾與軍警衝突,一說學生三人重傷身死,
但因附近交通隔絕,無法證實。
公園路台大宿舍內則歌聲嘹亮,一次又一次地交熾著堅決的呼喊
『團結就是力量!』『為人權自由奮鬥!』
武裝軍警堅持要交出被拘學生,直到深夜,四處仍緊密包圍,交通斷絕,
甚至台大教授蘇某[28]等住宅亦被無理搜查。」

除了遠在台中的幾名農學院學生之外,
我們更看不到,島內有任何聲援學生的言論或行動,公開出現。

當台中農學院的學生聽到「四六慘案」的消息時,「群情激奮」。
一個下著小雨的深夜,福建莆仙籍的農經系女學生薛秋帆,
與進步學生社團«便當»社同學呂從周(高雄縣人)、秦長江,摸黑到學校「民主牆」,
貼上寫著大字的標語:「抗議當局逮捕學生的反動暴行」,
「支援台大、師院同學的正義鬥爭!」

第二天,這些抗議標語在學生間引起了廣泛而激烈的討論;學校當局也感到十分震驚。

第三天晚上,大約九點左右,正當薛秋帆、呂從周及秦長江與一批同學
在宿舍樓上討論如何支援台北兄弟學校同學的鬥爭時,忽然,
有名莆仙籍的台大學生跑來通知薛秋帆說,台北形勢緊張,要她也趕緊離開。
台中農學院學生的聲援行動,因而也才停頓下來。

師院學生的營救行動

四月六日早上十點左右,住在師院第二宿舍,
倖免於被捕的原師院學生自治會常務理事(主席前身)的陳玉成,
立刻與同學林慶清、黃旭東,共同組織了「四.六事件」營救會;
並由陳玉成擔任主席,林慶清、黃旭東為委員;
並由匡介人擔任聯絡人,負責與台大營救會的聯絡人匡敏聯繫。

據報載，「台大『四.六事件』營救委員會」是在四月八日組織的;
當天，台大和師院兩校學生，採取休課行動，以示抗議；但教授仍照常上課。
兩校學生也相繼集會，討論營救事宜。

「師院『四.六事件』營救會」決定:由主席負責對外聯絡,發動募捐,進行慰問;
陳玉成打聽到被捕同學關押的所在後,立刻陪同師院教授王德昭、謝似顏及黃肅秋等人,
前往拘留所慰問被捕同學。
另一方面,他們也決定先印發傳單,揭露、控訴陳誠迫害學生的罪行真相,
呼籲社會各界人民聲援。這份«為陳誠(國民黨)迫害台灣學生告全國同胞書»,
由黃旭東負責起草,並在與第二宿舍「隔一條街道」的和平(東路)教會,秘密刻印;
印好以後,交由薛愛蘭、李德育……等同學負責分發和郵寄各地。

四月九日，校園裡頭就開始秘密流傳著一份由「台灣學生控訴『四五暴行』聯合會」
署名發表的、控訴陳誠暴行的«告全國同學同胞書»:

同學們!同胞們!

戰犯和劊子手們剛在南京製造了「四一慘案」，接著便在台北市演出了「四五暴行」。
四月五日晚上十點鐘時，反動政府動員了大隊的軍警憲包圍
和平東路的師範學院宿舍和新生南路與公園路的台灣大學宿舍，
荷槍實彈封鎖交通，如臨大敵。包圍以後即分頭衝入，要求交出所謂「黑名單」上的學生。同學們因為這些學生們正是最善良、最能為同學謀福利的人，拒絕交出。
武裝的匪徒們乃持木棍鐵尺，衝入房內，並開槍示威，同學們赤手空拳被打得頭破血淋，
結果師院捕去二百餘人，台大被捕去四十餘人，都綑綁上銬，途中棍拳交加。
同學們被捕時在卡車上英勇地唱著「團結就是力量」的歌子。
有很多人是自動爬上卡車，願意陪伴被捕同學的，旁觀的人民都搖頭嘆息，婦女有流淚者。

同學被捕後大批武裝人員仍舊駐在宿舍內，翻箱倒篋恣意搜查，自來水筆手錶鈔票，
大都易手。迄八日晚封鎖仍未解除，被捕的二百餘人，仍舊拘禁在警備旅內。
戰犯陳誠更於六日發表強詞奪理、歪曲事實的談話，並令師範學院停課，聽候整頓。
御用參議會非但不能站在道義的立場上為人民講話，反幫著反動政府，甘心作幫兇的工具。

同學們!同胞們!反動政府於一夜間，非法逮捕二百餘大學生，並濫施非刑，
軍警封鎖達三天之久。這種暴行，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的五十一年中所未有，
而在「光復」三年後的今天乃見之。

同學們!同胞們!我們不用抗議，我們不用呼籲，向劊子手和幫兇們抗議和呼籲有什麼用呢?
我們要控訴，向全省、全國、全世界的正義人士們控訴，大聲地控訴這種非人的暴行，
我們要把憤怒深深的埋在心頭，等到最後一次的爆炸。

後來,薛愛蘭寄給在大陸某大學就讀的弟弟的那份傳單,被特務郵檢發現;
因為信封上署名「蘭」寄,他們就由此認定寄信人一定是女學生,
於是清查台大和師院兩校的學籍資料;然後包圍師院女生宿舍,進行大搜查,
先後逮捕了薛愛蘭和李德育。她們兩人被捕以後,始終供認傳單是在路上撿到的,
從未洩露過營救委員會和傳單的撰稿人、印刷場所等。
另據«南洋商報»駐台灣特派員蘇菲在«台灣魔窟歷險記»的報導,
李德育在同年十月三十日,被秘密殺害。至於薛愛蘭的下落,至今仍不清楚。

師院的整頓過程

四月六日當天,台灣省政府即「鑑於近來各校迭有少數學生,行為不法,妨害公共治安殊極,
而校風之敗壞,尤以省立師範學院為甚」的理由，以「卅八卯魚府字綜機字20252號」電,
電令師範學院:「即日暫行停課，聽候整頓，所有學生應變一律重行登記，再行定期復課」;
以便「澈底整頓」。同時要求「該校轉知全體教職員暨各生家長,
仰體政府整頓教育之苦心，約束學生安分守法，不得再有越軌行動。」

四月七日，臺灣省當局為表明整頓本省學風之決心，
組織成立了「師範學院整頓學風委員會」；
委員包括:省參議會代表，臺北市參議會代表，省政府秘書長，教育廳長，臺北市長，
省立師範學院院長，劉明(台籍企業家)，劉真，陳蔡煉昌(師院國文系教授兼訓導主任)，
謝似顏(體育系主任)；並指定劉真為主任委員。

與此同時，臺灣省政府也發表師範學院院長的任免令:

一、兼省立師範學院院長謝東閔，請辭兼職，應予照准；
二、聘師範學院整頓學風委員會主任委員劉真，暫行代理師範學院院長。

四月八日，師範學院整頓學風委員會在省主席「儘速召開會議」的要求下,
由主任委員劉真主持,舉行第一次會議;出席者包括:
游彌堅(臺北市長)、周延壽(臺北市參議會議長)、劉明、謝東閔、陳蔡煉昌、謝似顏…..等;
台灣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列席。

會議作了五項決議:

一、請「劉兼代院長」即日接事，並執行該會決議事項；
二、確定「以學生為對象」的「整頓範圍」,以及「暫以約二星期為整頓期間」;
三、關於「學生學籍重行登記」事宜,由謝東閔請教育廳負責,
于本學期內草擬「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學生學籍重新登記辦法」,
經該會通過後,呈請省政府核定施行。
至於「不予登記之標準及名單,以及重行登記手續」,由劉真與謝東閔研究後,
提經該會商討決定之。
四、該會的開會地點可臨時決定;印信則請省政府刻製頒發。
五、該會的辦公人員由省政府教育廳及師範學院調用。

四月十一日，劉真接長師範學院。當天，陳誠在中山堂邀宴師院全體教授。
說明「整頓學風實非得已」。

四月十三日，師院學風整頓委員會訂定「學籍重行登記辦法」，
經甄審合格者始得重行取得學籍。

四月十六日，師院學生重行登記學籍的第一天，總計有二百二十四人登記。

四月十九日，師院學風整頓委員會公告，五月一日可正式開學。
然而，據報載，師院宿舍雖已開放，但是返宿的學生卻僅及原來人數的五分之一；
而且，這些學生都有「不堪回首」的感慨。

四月二十五日，師院學生重行登記學籍截止。

五月十日，當「人民解放軍」渡江以後，又有一個署名「台灣全省大中學生聯合會」
的地下團體，針對「四六血案」，發表了一份題為<告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們>的宣言，
全文如下:

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們!

當人民解放軍就要徹底解放全國人民於苦難的今天,
國民黨反動政府戰犯陳誠正在加緊進行剝削殘害我台灣人民,
掠奪我台灣所有資源,企圖建立反動的最後堡壘,反抗全國人民到底。
為了壓制我同學正義的呼聲,到處利用流氓特務的恐怖手段橫加迫害。
「四六」血案發生以後，這批在人民審判下落魄逃亡的奴才,
更瘋狂地大批逮捕虐殺我大中學生,接著整頓學風,師範學院橫遭解散,
全省各地學生相繼失蹤,紛紛被迫離校逃亡。
文化流氓傅斯年、靠豢養特務起家的陳雪屏、鄭通和以及陳誠的忠實走狗劉真之流，
狼狽為奸,大加獻媚主子,想繼承法西斯匪徒的衣 ,對我台灣學生加緊壓迫奴化，
甚至挑撥省內省外同學間感情,收買少數敗類,勾結美、日帝國主義,
作著賣身投靠的無恥勾當。

同胞們!在日本帝國主義奴役我台灣人民五十一年中,血腥事實給我們的教訓是慘痛的。
光復三年多來,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特務槍桿子的統治下,我們的回憶是更加沉痛啊!

但是，歷年來全國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和一切解放運動
給了我們莫大的鼓舞和無比堅強的信念。
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和拯救我台灣文化教育於淪亡，
我們台灣十萬大中學生只有在學聯的組織下，團結一致，加緊學習，
為台灣的徹底解放而奮鬥，為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建設而努力向前!

今天,從遼遠的海島上,在我們十萬大中學生的大團結下,
我們含著滿匡眶興奮的眼淚,悲壯地發出了迎台解放的呼聲,
我們正熱切地需要著全國同胞的鼓勵和援助![37]]

五月中旬,師院方生讀書會會長陳澤論和學生自治會秘書長鄧傳青,離開台灣,到了廈門時,
他們又印發了一份題為«為「四.六事件」告全國同胞書»。

可惜!這份珍貴的歷史文件並沒有保存下來。

藍博洲：一九四九年四六慘案始末（上）

（本文引用自《夏潮聯合會》網站，原文連結見
http://www.xiachao.org.tw/?act=page&repno=492（上集）
http://www.xiachao.org.tw/?act=page&repno=493（下集）


一九四九年三月廿日，晚上九點十五分左右，
臺大法學院一年級學生何景岳和師範學院博物系學生李元勳，
共乘一輛腳踏車，經過大安橋附近時，
被中山路派出所的謝延長警員看見；
謝姓警員認為這兩名學生違反交通規則，於是上前取締；因而發生衝突。
兩名學生警員被打了好幾下，並於十點左右，押送臺北市第四警察分局拘押，
事態即由此展開。


搶救被拘禁的同學
大約十一點十分，首先得到這個消息的師院學生，集合了兩三百人，
趕抵肇事警察所屬的臺北市第四警察分局交涉；他們沿途唱歌，
經過新生南路臺大男生宿舍
[當時的大同中學，曾一度改為市女中、金華女中，現在是金華國中]時，
聽到歌聲的臺大學生，於是也集合參加，出動了四五百名。

到了第四分局，兩校學生便要求警方釋放何、李兩名學生，
並要求警察總局局長劉監烈出來向學生道歉。
也許是迫於學生的群眾壓力，第四分局局長林修瑜立刻將何、李兩名學生釋放，
並將肇事警員拘押，一面搖電話向總局請示。學生們於是耐心的等候總局長出面。
過了一個多鐘頭左右，學生情緒漸漸不耐起來；
這時候，台大訓導長鄭通和也乘著傅斯年校長的小汽車趕到現場，疏勸學生；
可是學生還是堅決要見總局長。第四分局長又搖了幾次電話，但都沒有結果。
不久，警察局的督察長龔經笥趕到現場，代表總局長前來調解，
但是學生仍然監持要由總局長親自解決。

到了廿一日凌晨三點左右，大家覺得再等下去並沒有結果，於是共同決定先回宿舍。
之後，學生們就偕同龔經笥和林修瑜回到新生南路台大宿舍的廣場，談事情的始末經過。
過了好一會，天已將亮，有些學生支持不下，便提議解散。

遊行抗議警察暴行

三月廿一日,上午八點左右，住在公園路宿舍的台大學生首先整隊出發，
由女生領先，走到羅斯福路校本部；師院學生也整隊出發。
兩校學生經過一度會商，選出台大學生王惠敏[民]等十二名，
和師院學生趙制陽等六名合組主席團，前往市警局，向劉監烈局長請願。

學生隊伍約千餘人，經整隊後，由台大校本部出發，經南昌街，進入市區；
沿途合唱「團結就是力量」歌，並呼口號；碰到經過的車輛都用粉筆寫上：
「反迫害」、「保障人身自由」、「反對警察打人」、「反對官僚作風」等標語。
十一點，學生隊伍抵達市警局門口。學生們有的坐在路上，有的站立著；
圍觀的路人將所有空地都佔滿了。一時之間，警局廣場的空氣頗為緊張。
後來，由主席團成員代表學生進入警局，在樓上會議室，向劉監烈局長交涉。

在商談的過程中，學生代表提出了五項要求：

一、嚴懲肇事人員
二、受傷同學由警局賠償醫藥費
三、由總局長登報道歉
四、請總局長公開向被害同學道歉
五、登報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情

針對學生代表的五項要求，劉監烈局長先是表示要向上峰請示，
但是學生代表卻要求他在十分鐘內答覆；
結果，劉監烈就在學生的壓力下，當場在那五項要求的書面上簽了字。
最後，他又在學生代表的要求下，親自下樓，向廣場上的學生道歉說:

「各位今天到本局來，給予我們很多的指示，各位是智識份子，社會中堅……」

他剛說到這裡，底下的學生就有人抗議說，這種「訓話」式的話，他們不愛聽。
劉監烈局長於是改以簡短的語氣表示:肇事警員已經看管起來；登報道歉完全照辦。
學生們得到了圓滿答覆，十二點十分，兩校學生於是又整隊，由中華路走回學校。
龔經笥督察長和第四分局長林修瑜也離開台大宿舍的閱覽室，回到警局。
這場風波才算平息。

兩校學生敬告各界

當「反對警察暴行」的遊行請願結束以後，
兩校學生又以「國立台灣大學學生自治會聯合會」和「省立台灣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
的名義，共同發表了一份題為<為何李二同學被毆事敬告各界>的公開聲明。
兩天後(三月廿三日)，<<公論報>>以「讀者的話」為名，全文刊載了這則聲明。

敬愛的父老們:

　　我們不得不向你報告一件似甚平常而又極沉痛的事件，
即於本月二十日台大何景岳師院李元勳二同學，
乘腳踏車經過中正東路時被台北市第四分局中正東路派出所的警員謝延長毆傷。
當時何李二同學力辯無效，反被拘送到第四分局，
師院同學聞訊，及派代表十餘人乘車趕至第四分局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同學，
該分局竟一口否認，不予理睬。是夜十時師院住校同學全體集隊趕至，
該分局林局長見勢不佳，乃承認拘捕同學並立刻釋放了何李二同學，
且將警員謝延長綁至該分局門首，欲加體罰，藉以疏導眾怒，
此時隊伍中反對之聲大起，同學並標明立場，
我們對事不對人，絕對不要體罰一個無知的警士，而要主管當局負起平素訓教不嚴之咎。
適時台大同學趕至，繼續交涉，共同要求：
一、嚴辦肇事警員，
二、賠償被傷害同學損失及醫藥費，
三、由總局登報道歉，
四、由總局長公開向二位被傷害同學道歉，
五、由總局登報保證今後不再發生警察打人事件。

這合理的要求，第四分局表示不能負責，一再電催總局局長，親自答覆同學要求，
截至深夜二時許來了一位「冒牌」的局長，結果被同學發覺，一致認為警局欺騙，
大家非常憤慨，事情更僵持不決，直至四時左右仍不得要領。

今天早上台大師院全體同學為著迅速解決問題，集合於台大操場，
由大會決定產生主席團，並議決直接到總局交涉，
十一時許，隊伍到達總局，由主席團向總局長重申上述五項要求，
結果由局長簽字答應，當時全體同學一致要求局長當面向同學及在場民眾保證，
確實履行五項要求，此事至此大致解決。

父老們：當我們說完這次事件的經過後，我們是被非常沉痛的心情逼迫著，
我們知道警察是人民供養的，是用來保護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的，
現在反而變為迫害人民的工具，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不得不提出嚴重抗議！
我們反對任何無理欺凌人民大眾的行為，我們要永遠為人民說話，
我們呼籲「人權至上，自由第一」我們深信公正而又慈愛的地方父老們，
必能予我們以深切的同情與有力的聲援。

國立台灣大學學生自治會聯合會、省立台灣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同啟三月二十一日

從內容來看，針對這場遊行事件的起因與經過，學生的說法與媒體的報導顯然頗有出入。

警員投書反駁學生

針對學生的公開聲明，警察當局立即有了不同立場的回應。
同樣是在<<公論報>>的「讀者的話」一欄，
第二天(廿四日)立即刊登了一則署名「一警員」的投書:
（略，詳文請參閱藍博洲著《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

從「一警員」這則與學生針鋒相對的投書看來，
因為警員處理學生違警事件而引起的警員與學生的糾紛，雖然在表面上
已經「圓滿解決」了；但是，警察與學生之間潛存的矛盾，顯然並沒有就此化解。

如何看待青年運動

就在刊登「一警員」投書的同一天，<<公論報>>也以題為<青年運動>的社論，
就此事件可能引發的「不可控制的後果」，對「當局者」和「青年運動的從事者」
分別提出忠告。

該篇社論開頭就指出:「青年運動自來就是一個國族中的新生力量。」
對於青年運動，它有兩個看法；
第一:「它是進步的力量，同時它必不可免地帶有感情用事底成份。」
第二:「它雖然必有感情越過理智的地方，然而它本身底進步意義是不容否定的。」

基於這樣的認識，它建議當局，
對於青年運動的「合理的要求」應該採取「同情底考慮」的態度；
對於青年運動「逾越理智底感情因素」則應作出能夠令人心服底「適當的解釋」。
否則，要求改革的潛在爆炸力將加大，而這種得到理論基礎的奔放的感情，也將繼續高漲。因此，它又特別鄭重的向當局指出:「切不可嘗試用壓服或拆散群眾的嘗試來處理這種運動。因為它是國族底生機所繫，當局者無權摧傷國族的元氣。」

站在支持「青年運動」的立場上，它也建議「青年運動的從事者」，
「應該先對本身運動底意義和領導作徹底的檢討」；
因為「當前國家事令人憤怨的是太多了」。
但是，它認為「那是轉形(型)期中必有的痛楚，
一個落後的殘破的封建帝國要變成進步的、民主的現代國家，其過程當然不會順利。
半世紀以來，我們經歷著意料中和意料外的苦難現在還難以立刻結束。」
所以，它呼籲:「青年，未來社會的中堅，應當使自己的運動充分把握住時代的使命。」

然而，什麼是「時代的使命」呢？它說，那就是「一切為了進步，一切為了民主。」
從這篇社論的內容看來，它顯然是看到事情正在朝向「不可控制的後果」發展，
因而在「一切為了進步與民主」的立論基礎上，
呼籲當局千萬不可以暴壓的方式處理「青年運動」，以免摧傷國族的生機元氣!

最後，它又語重心長地呼籲「青年運動的從事者」:
「不應當把小圈子裡的利害看得比生民疾苦重，也不可讓感情過份氾濫，
而召(招)致不可控制的後果。」

但是，歷史的進程顯然是朝著人們「所不忍見的」方向前進著。

三.二九的營火晚會

一九四九年三月廿九日，「單車雙載事件」引起的學生抗議風潮過後一個星期，
以臺大和師院為主的臺北市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自治會，
以「紀念黃花崗革命烈士」的名義,在臺大法學院廣場舉行了一場慶祝青年節的營火晚會。

師院學生在學生自治會糾察部長莊輝彰的指揮下,排成四行縱隊,女生領前,男生殿後,
高唱著革命歌曲,走向會場,雄壯的氣勢贏得了友校同學的歡呼和鼓掌。

除了台大和師院兩校的學生,臺北市各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也都熱烈參加;
另外，臺中農學院和臺南工學院的代表也遠來赴會。

當天的營火晚會活動，以臺大「麥浪歌詠隊」的歌舞表演為主，除了各種民歌之外，
還演唱了<你是燈塔>、<你是舵手>及<王大娘補缸>……等大陸學生搞學運時常唱的歌曲。
當天的晚會簡直成了公開的「解放區」了！當「麥浪」成員在臺上唱<王大娘補缸>的時候，全場連秧歌都扭起來了……。

最後，大會宣布:要在各校學生自治會的基礎上，成立「臺北市學生聯合會」，
以「爭取生存權利」，「反對饑餓和迫害」，「要求民主自由」等口號，
號召全省學生的聯結。

然而，當臺灣的學生運動正一波又一波地朝向組織化的縱深發展時；
在內戰中節節敗退、大勢已去的國民黨黨政要員，也一批又一批地從大陸撤到臺灣；
同時，為了防止共產黨對這塊淨土的滲透，據傳，各系統的特工也利用這個機會，
換成平民身份打入臺灣。

事實上，當「單車雙載事件」引起警方與學生的衝突風波之後，
「敏感的記者已競相預測學潮勢將有擴大可能，
並預示這是本省自三十六年冬學生反美大遊行示威運動以來的
另一次大規模風潮到來的朕兆。」

治安情報機關則認為：「臺灣社會運動的過程之中，類似’學潮’的發生，
尚以這次為濫觴，以毫無社會運動基礎的學生，
決不可能發生如此有條不紊地大規模的學潮，而且從這製造學潮的方式來看，
它的發展演變過程，完全與大陸上中共的手法相同」。

當臺灣的學運被這樣定性之後，它的被鎮壓也只是遲早之事了。
風暴是從海峽彼岸的大陸吹過來的。

從南京飄來的血腥氣

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蔣介石發表文告,表示為「彌戰銷兵解民倒懸」,
宣佈引退;由李宗仁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
四月一日，南京派出張治中為首的和平代表團，北上與共產黨議和，希望隔江而治。
也就在這樣和戰不定的政治悶局下，南京各大專院校的近萬名學生，
為了貫徹真正的和平，於是在代表團搭機啟程之時，
齊集在總統府門前，舉行一場堅決反對內戰的集會和示威遊行；
然而，當和談代表們的座機剛剛降落北平機場時，
南京的空氣中卻已經彌漫起衝天的血腥氣味。
「學生隊伍遊行經過的柏油路面上，到處是遺落的鞋子及濕漉漉的猩紅鮮血......
鮮血從上午十時緩緩地流向下午五時，然後從南京流向全國。」

這時候，三月十六日應代理總統李宗仁電召，
到南京述職的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返台。
當他聽完下屬報告處理臺北學運的經過後，當場大發雷霆；
面對大陸的頹勢，銜命整肅後方臺灣的他，於是下令由警總副司令彭孟緝負責，
清查「主謀份子」，準備抓人。

這時候，學生們也發現一些特務潛入校園，偷看學生的壁報和招貼,刺探學生的活動情況；
師院連續兩任學生自治會糾察部長莊輝彰於是一再通知同學們，
一旦發現形跡可疑的陌生人，一定要問清來意，必要時，馬上通知學生會。

一時之間，臺北的大學區便籠罩在白色恐怖的風暴即將吹來的威脅之下，
到處風聲鶴唳，學生人人自危。

四月五日，恰逢清明節，師院貼出：「清明節放假一天」的布告。
許多本省學生就回家過節，外省學生也有不少人外出；
第一宿舍裡剩下不很多在複習功課的學生。

這時候，南京的血腥氣終於跨越海峽，飄到台北。
陳誠指令的逮捕行動展開，頭一個被捕的對象便是：
師範學院新選出的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

當天中午，師院第一宿舍的同學首先聽到,三‧二一遊行師院主席團委員之一的趙制陽
在火車站被捕的傳聞，各寢室於是議論紛紛；然而，因為消息並不十分確切，
所以一時之間並沒有採取行動。

到了傍晚，兩名便衣特務來到龍泉街口的師院學生第一宿舍，
然後向一個正在附近的小雜貨店買東西的劉姓學生搭訕道：
「我們是周慎源的親戚，剛從南部上來，想看看他，請你回宿舍叫他出來。」
這名學生不疑有詐就跑回宿舍去叫周慎源。周慎源也以為真有親戚來訪，很快就出來；
當他來到雜貨店門前，還沒來得及看清這兩名「親戚」時，就被架上停在一邊的三輪車。

周慎源知道上當了，於是就表現得非常馴服，特務的戒備也就漸漸鬆弛下來；
當車子經過公園路的臺大學生宿舍時，學過柔道的周慎源就趁機掙脫夾坐兩邊的特務，
奮身跳下行進中的三輪車，向宿舍奔逃，並一路大喊：「特務抓人!」
那兩名特務沒有提防到周慎源會突然跳車，連忙拔槍追趕，並且開槍示警；
但是因為許多學生已聞聲趕來，他們不敢冒然衝進學生宿舍，只好「夾著尾巴離去」。

台大醫學院的學生然後就打電話給師院第一宿舍的同學，告知周慎源被捕獲救的經過，
並要師院同學派人去接。師院的學生聽到這個消息後，群情激憤；
學生自治會糾察隊立刻派了三十位同學，各騎一輛腳踏車，奔赴醫學院宿舍，迎接周慎源；台大醫學院的學生也出動了三十輛腳踏車，加入護送周慎源的行列；
不久，周慎源就在六十名騎著腳踏車的學生護送下，回到師院第一宿舍。
同學聞訊，莫不群情激憤，慷慨激昂。

這時候，師院的一些先進學生才警覺到，清明節放假，
是「反動政府」鎮壓學生預謀的第一個步驟。
因為「遍查中國學校史,清明節向來不放假」，
可政府摸清了大學生一放假就東奔西走的習慣，
於是一面宣布放假，一面在學院周圍張布羅網，針對他們要捕捉的目標，各別地秘密逮捕；這樣，其他同學既無從打聽「失蹤」同學的消息，也就營救無門。
而趙制陽與周慎源在同一天被捕的事實，正說明了他們已展開鎮壓學生的第二個步驟了。
同時，也因為周慎源的脫逃破壞了他們秘密逮捕，
各個擊破的預謀，一場更大規模、更加激烈的鎮壓行動，也就不可避免了。

當天晚上，師院第一宿舍的學生群集在宿舍的大飯廳召開緊急會議；
第二宿舍的同學也派代表來參加。
周慎源披垂著蓬鬆的頭髮報告了他被誘捕和脫險的經過，並亮出「一副亮堂的手銬」；
學生們的情緒因而激動得幾乎不能控制，大家「爭先發表意見，抒發激情」。
經過一個多鐘頭「似乎沒有人主持會議，又似乎大家都是會議主席」的會議後，通過決議：

一、無期限罷課。
二、天亮之後，上街遊行，抗議綁架學生的暴行。

同時，安排周慎源更換房間，住到一年級同學的寢室。

會議之後，師院第一宿舍的學生送走了第二宿舍的代表，
然後「熱血沸騰,精神旺盛」地繼續籌劃明天罷課遊行的事宜；
為了壯大第二天的聲勢,又決定連夜通知師院女生宿舍和台大新生南路宿舍，
公園路的醫學院、法學院宿舍等九個學生宿舍的學生。

就在這時候，師範學院代理院長謝東閔接到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兼總司令陳誠發出的
「特字第貳號代電」，指名要逮捕「周慎源、鄭鴻溪、莊輝彰、方啟明、趙制陽、朱商彝」等六名學生；同一個時間，台大校長傅斯年想必也接到了同一電令。
據報載，台大被點名的學生名單包括：曹潛、陳實、許華江、周自強、朱光權、盧秀如、
孫達人、王惠民、林火鍊、許冀湯、王耀華、簡文宣、陳琴、宋承治等十四名學生。

電文指控這些學生：
「首謀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
甚至搗毀公署，私擅拘禁執行公務之人員，肆行不法，殊屬居心叵測」。
接著又說：「該生等本(五)日晚，復又糾眾集議希圖實施擴大擾亂」；
因此，警備總司令部基於
「維護社會安全，保障多數純潔青年學生之學業起見，應即予以拘逮」；
最後，電文命令兩校當局立即將這些學生
「按名指交到案，以肅法紀。至于其他學生希善，為撫慰安心，照常上課，
幸勿盲從附和，致干法究」。

從電文的內容看來，這份代電應是偵悉學生們將於第二天早上發動示威遊行
而緊急發出的吧。而人們也可根據這份電文的白紙黑字判定:它既是引發「四.六事件(慘案)」的導火線,也是當局蓄意製造「四.六事件(慘案)」的證據。

彭孟緝證實說,陳誠也在當天晚上，
找了他和師範學院代理院長謝東閔及台大校長傅斯年，到陳誠家裡開會，
並決定當天晚上驅離學生。

對此,多年以後謝東閔解釋說:「(四六)事件爆發前一天晚上，
我和傅校長以及當時的警備司令，名字我也忘了。
我們三個人開會，提出因應之道；警備司令部堅持要動用軍隊進入校園內抓人，
我和傅校長主張學生的事可以慢慢勸，不要用軍隊；
後來司令部仍堅持軍隊抓人，我就告訴他，那能不能槍裡頭不要填子彈。」

但是，關於他們三人當天晚上的態度，彭孟緝的說法和謝東閔卻有很大的出入。
根據彭孟緝所說，謝東閔並沒有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主張不要用軍隊抓學生。
彭孟緝只提到：「謝東閔先生向陳辭公(陳誠)鞠了一個躬，他說，師範學院的院長他不做」。同時，傅斯年對彭孟緝講:
「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彭孟緝就對傅斯年說:「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殺。」
彭孟緝又說，後來他就
「調來部隊，不拿槍，只拿繩子，士兵和警察把這些犯法的學生捉起來，
差不多抓了五、六百名學生」。

但是,彭孟緝關於部隊「不拿槍」的說法，證諸事件當時身在現場的所有學生的證言，
顯然有極大的出入。

四月六日的大逮捕

四月五日晚上，負責聯絡其他宿舍學生明天遊行事宜的師院第一宿舍學生代表剛走出宿舍，就遇到便衣特務的包圍、阻擋，不得已又退回餐廳；
接著，幾名代表和學生自治會的糾察隊手挽著手，往前衝去，還是被擋了回來；
他們想要打電話通知，可電話線早已被特務切斷，撥不出去了。
這時，那些學生們才感到第一宿舍已經陷入特務的重重包圍之中了。

這時候，夜已深了，再加上風雨淒淒，外頭又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只有宿舍和餐廳燈火輝煌。幾個學生幹部判斷，
「反動派」一定會利用從深夜到天亮前的幾個鐘頭，展開鎮壓行動；
他們應該設法在黑暗中突圍奮戰。因此，他們採取了「輪流站崗守衛」的行動。

師院第一宿舍有兩幢樓，南樓和北樓，各兩層，樓上住二年級學生(每間六人)，
樓下住一年級學生(每間八人)，樓正中設樓梯，樓梯向東向西各十間寢室，一共四十間寢室。

學生們於是在南樓、北樓各組一班「站崗守衛」的巡邏隊，
每班十人，一次一小時，以暗號輪流交接班；
只要發現狀況就敲面盆示警；聽到敲面盆的聲音，大家立刻起來，一起戰鬥。
儘管採取自動報名的方式，住在第一宿舍不分省籍的學生，仍然爭先報名；
大家都認為守夜站崗是最偉大光榮的任務。

到了半夜，也就是四月六日的凌晨一點以後，天空突然下起大雨。
大多數的學生們都在危疑不定的心情中進入夢鄉。
突然間，一陣又一陣急促而激動的臉盆聲響徹靜寂的夜空。
學生們紛紛披衣起來，往窗外探看究竟。
這時，他們看到路燈下，頭戴鋼盔，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槍的全副武裝的士兵
正一排排、一隊隊向南樓逼近。
不久以後，睡覺醒來的學生和守夜站崗的學生，紛紛集中到餐廳；
大家的臉孔都顯得十分嚴肅和緊張。
這時候，由莊輝彰組織起來的糾察隊就在餐廳的周圍放哨，保護其他同學。

然而,軍隊越逼越近了；軍隊前面又出現了穿黑制服的警察、
佩帶短槍的憲兵與穿便衣的特務，黑壓壓一大片、一大堆。
由於餐廳的四面全是玻璃窗，在探照燈的照射下，學生的活動完全暴露在光亮之中；
學生們於是決定：餐廳與南樓由糾察隊防守，其他學生退出餐廳，轉移到北樓。
因為寡不敵眾，不久，餐廳與南樓先後失守。
學生覺得光靠糾察隊，力量不夠，不如也撤離北樓樓下，依仗樓梯的「險要」，
只守北樓樓上，全體投入戰鬥。
學生們很快地修築好防禦工事---把課桌椅搬到樓梯口，重重阻擋堆疊；
同時把餐廳的所有碗筷搬去，準備必要時當石頭來丟。

後來，警備總司令部遞進來一份以周慎源為首的黑名單，同時表示：
只要把人交出來，就平安無事。學生們商量以後，決定抗爭到底，
以便爭取時間，讓被點名的同學脫逃。

起初，雙方只是在樓上、樓下對峙，互相喊話；
學生們不斷地喊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同志們辛苦了，回家吧!
保障人權，反對特務抓人!......」並且一直唱著<團結就是力量>歌。
軍警部隊也向學生們喊話說：「你們只要把周慎源等人交出來就沒事了。」

在對峙中，師院代理院長先後兩次上樓，苦言勸告學生們交出周慎源等「黑名單」上的同學。但是，謝東閔的勸導不但得不到學生的依從，而且還遭到學生的批判。

「以鄭鴻溪為首的學生強烈質問謝東閔，對周慎源被秘密誘捕的事情作何感想？」
原師院學生自治會學術部長，名列師院黑名單之一的朱商彝說：
「謝東閔被批得受不了，最後,他說了一句---『我謝東閔今天還不如一條狗！』
然後狼狽不堪地和陪同的訓導人員離開。」

謝東閔無功而退之後不久，學生們就警覺到憲警準備動手抓人了。

多年以後,謝東閔在接受記者專訪時提到:「因為我知道軍方的態度，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告訴學生，你們把少數幾個職業學生交出來，事情就可以解決了。
但是學生不從，所以軍隊進來之後就開始抓人。」

黎明前，一名排長沉不住氣地對空開了一槍，把情勢突然升高了起來。
那些軍警見學生沒有下樓的意思，於是開始搬動堵在樓梯口的桌椅，
以十餘人為先鋒，硬衝上來；為了自保，學生們也就拿起碗筷、椅子，咂下去；
到後來，連墨水瓶都派上用場了!最後，還是被他們衝上樓來；
他們見了人就打，然後把學生們一個個綁起來，串成一列，押到等在路邊的軍卡車上，
每裝滿一車就開往陸軍第三部隊的營房(今中正紀念堂)。

當天，住在新生南路台大男生宿舍的學生，也同時遭到集體逮捕。
那天，宿舍跟往常一樣。大概是早上六點左右吧!
許多學生在睡夢中被寢室外頭鉲啦鉲啦的皮鞋聲吵醒。
他們才知道宿舍四周已經被包圍了。他們手持著步槍，
把新生南路到後面巷子的周圍都包圍起來，不讓學生離開宿舍。
因為走廊是水泥地，那些軍警跑來跑去的，所以很大聲。
後來，他們從門縫裡塞進來一張條子，上頭有一、二十個他們要抓的人的名單。
其他同學不願意交出這些人，就紛紛起來鬧了。

後來，學生們就到走廊的洗手台刷牙、洗臉；然後走到餐廳吃早餐。
當學生們在吃飯的時候，那些兵就乘機縮小包圍圈，把他們團團圍在餐廳裡頭。
學生們吃過飯後，那些兵也不讓他們離開餐廳；除非他們把名單上的同學交出去。
這樣，雙方僵持了大概半個鐘頭到一個小時後，有一個叫陳錢潮的同學就舉著手喊說：
「我們一定要衝出去!」他這麼一喊，大家的情緒都很激動，就鬧起來了。
陳錢潮一衝出去就首先被捕了。這時候，那些軍人也緊張了，乾脆就一個一個抓起來。

當那些軍人在抓人的時候，學校收發室那個管理信件的人，就躲在他們的背後指指點點的。這個人年紀很輕，平常經常穿著軍裝；這時，學生們才知道，他原來是國民黨的特務。
當時，大部份的學生因為在大陸的同學很多，互相的信函往來也很多；
有時候是從安徽大學、政大、交大，甚至還有更遠的地方寄來的。
那些平常信件很多的同學，一定早就是他特別注意的人了。
事實上，那些軍人並不認識名單上的同學；
因為，他在管信，他認識學生，所以，一定要通過他的指認，他們才知道要抓誰吧！
當然，他還是有不認識的人，所以他們也錯抓了一些並不在名單上的同學。

學生們被捕以後，就一個個由四、五個持槍的兵押走。
到了新生南路的宿舍門口，那些兵就把他們押向左轉，踩著新生南路上的碎石子路，
走到現在的信義路、新生南路口(那裡剛好是八路公車的終點站)。
當時，那裡已經停了幾部十輪大卡車，學生們就一個個被推上卡車；
上了車，那些兵立刻就用繩索把他們五花大綁。
幾個先被抓的學生，就這樣動彈不得地，看著他們一批又一批地把其他同學抓來。
大概是過了好幾個小時吧！快要中午了，他們的抓人行動才告一段落；
學生們於是就一車一車地被載離現場。
當卡車就要開動時，那名收發員還在車下指指點點的。

據官方後來發布的消息，當天一共有一百多名以台大與師院為主的學生被捕入獄；
但是，彭孟緝在上述訪談中卻說「差不多抓了五、六百名學生」。

此一事件就是一般所說的「四六事件」或「四六慘案」。

（接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