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在看這篇小文之前
先把我貼過的〈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系列文章看一下：
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上）
http://begin6189.blogspot.com/2010/11/blog-post.html
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中）
http://begin6189.blogspot.com/2010/11/blog-post_15.html
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下）
http://begin6189.blogspot.com/2010/11/blog-post_1050.html
其實，我一直在躊躇，是不是要把這篇文章視為歷史文章；
因為很明顯的，這是一篇有著個人感情的回憶文，
雖然有歷史背景，但是並沒有要作歷史考證的意圖。
或許正跟王先生一直都不認為有絕對的歷史事實有關吧......
嚴格來說，王明珂對父親的回憶，並不特別。
即使是回憶內容中，「孫立人」的名字不斷圍繞著我們，
但是，王明珂的父親，也只是個外省老兵的縮影。
那麼，我為什麼還要放這篇文上來呢？
記得以前跟Dogu聊天時，他說他想看看對蔣介石的介紹。
那時候，蔣介石日記似乎慢慢在市場上發行。
我跟他說：蔣介石可說是熱血軍人、唯利商人、混世魔王，
但是，我們都沒經歷過那個蔣介石的時代。
我們很難體會經歷過那時代的人，
對於自己的性命能不能留到下一餐的焦慮感。
當然，我們有許多人知道民主的價值，所以我們反思，
但是，老榮民或是「外省人」們的過去，我們也需要尊重，
而不是將其視為腐朽、被洗腦的渣滓。
當然，王明珂這篇文章，也毫無遮掩的顯示出
「外省人」在來台初期所享有的種種特權。
然而，我想請你們看的是：王明珂對於他爸的情感矛盾
在某些時候影響到他自己的歷史研究，甚至是人生觀。
或許史界同好們，對於這種半口述式的文章多半嗤之以鼻，
認為王明珂放了太多想像，也太多對過往是純真美好的一廂情願。
但是，當我們慢慢能接受「很多事不是絕對」的命題時
或許才能知道王明珂的內心吧。
記得這個學期初，王明珂教授來我們系上演講。
那時候，我只感覺他是個很後現代主義的學者，
將很多歷史資料，視為一種有意識的文本。
而當我看到這篇文章，我才開始瞭解，
為什麼他那麼討厭絕對的事物。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或我們的存在，原就是充滿著矛盾吧。
這篇文章也被轉錄到批踢踢上。
扣掉無腦鄉民們的留言，
有一條推文是我注意到的：
「推 cleon:王明珂...是我爸爸，所以只好給推。但我從沒聽他說過這些 11/15 17:48」
因為底下的推文已經可以證明這個網友確實是王明珂的兒子，
所以這條自述便顯得頗有趣味。
當王明珂寫了這篇長達13頁的文章發佈後，
他自己的兒子卻至今才知道王明珂的過去有如此的心路轉折。
為什麼他喜歡聽長輩說說過去，卻不對自己的孩子說這些？
是王明珂也想顯現自己在孩子面前是個強者嗎？
抑或是王明珂有其他的理由隱瞞至今？
呵呵...誰知道呢？
而直至今日，當我們還吵吵鬧鬧於狹窄的統獨或其他政治社會議題時，
還有多少人會對這些逐漸走到角落的回憶多看一眼？
當忝為歷史研究者的我們，沒有注意「人」是有活性、有思想之時，
甚至刻意用「史籍未載」這種學術化的理由予以否定時，
我們對歷史的認知，還能夠稱之為有意義的嗎？
2010年11月15日 星期一
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下）
（第三段、第四段，請看本系列中篇文章）
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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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中）
http://begin6189.blogspot.com/2010/11/blog-post_15.html
（五）
那次見了孫立人將軍一面後，父親的事業開始走下坡。
後來我知道，那幾年父親替肥料公司解決了不少煙害賠償問題，
使得那些高雄議員們無法藉機勒索。
然而父親的才幹以及他在「省政府」方面的人際關係，卻讓那些議員覺得有機可乘。
他們要父親為他們介入的一些地方工程向「省政府」官員說項，
並答應在工程預算通過後，以工程款的一部分作為關說酬勞。
那時，經常有豪華轎車停在我們家門口，議員親自來「接」父親到台中出差，
但我們看得出父親的身不由己。母親常哭著求父親不要與他們來往，
但父親似乎有把柄握在對方手上，不得不去做那些為公共工程說項的事。
家中又開始為了錢成天爭吵，因為父親不但沒得到佣金，還負了不少的債。
此時我已在讀高中，忘卻這些憂煩的方法是混太保、打群架。
高一、高二時，父親對我在外闖禍不但寬容，還經常「很有辦法」地替我解決問題。
每當我被一個學校開除時，他就動用關係替我再找學校；
當被我打傷的人找上門來，他悄悄地與對方在外面商談賠償，不讓母親知道。
那時我卻很少關心他，直到有一天母親對我們說，
其實父親早已被肥料公司開除，並陷入一些金錢官司中。
這時我才注意到父親的改變；他變得消沉、靜默，忍受母親對他的數落，
他已完全接受自己的失敗，也不再想對我們證明他很有辦法。
由於沒考上大學，20歲時我必須入伍服兩年兵役。
我剛進入軍中，父親便入監服刑，不久被轉入醫院。
新兵訓練結束後，我被分發到金門前線，無法回台灣看他。
父親從獄中寄給我的信裡寫道，
「吾一生戎馬，從未做出對不起國家社會的事，今受小人陷構……」
我流著淚讀他的來信；他說的不是真話，但我更能因此感受他的痛苦。
為了生活，為了讓妻兒及村上朋友瞧得起他，
他掙扎於做個正直的軍人和有辦法的大人物之間，
而至死他仍相信自己是個軍人。
在軍中，我對父親所經歷的「抗戰剿匪戰爭」又有了些新認識。
我到金門戰地單位報到的第一天，便有多個老士官來到營部，
說是來看「小老鄉」——那就是我。
後來由於我成為業務士官，查閱人事資料時驚然發現本營竟有數十位湖北籍老士官。
與他們相熟後我才瞭解，他們原來都是1948年從湖北某縣結伴逃難的同鄉農民。
到了上海，住在車站與騎樓下，沒得吃、沒得穿。
有人拿粥給他們吃，又拿衣服給他們穿，
要他們在一些名冊上劃押簽字，說是為了領饅頭。
就這樣，他們便糊裡糊塗地成了軍人。
後來我知道本師其他營裡也多有這樣的情形——
所謂抗戰「剿匪」老兵，有許多其實只是當年的難民；
當時許多國民政府軍的部隊被打散後，在上海、廣州重新「整編」，
也就是抓些難民來當人頭充數。
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老士官，而是一位老中尉人事官。
他成日喝酒嫖妓，經常因欠債而讓老百姓告到軍營來。
有一回，我們年輕的營長發火了，他對喝得醉熏熏的老人事官說要將他送軍法。
「你要把老子送軍法！你要把老子送軍法！」人事官突然發狂地叫罵，
「老子當兵的時候你在哪裡？」接著，他倒在營長燙得筆挺的軍褲下，
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死命哭罵，
「老子14歲時我娘要我出門買醬油，就被你們抓來當兵；
你就斃了我罷，讓我見我娘去！」
營長在本師以行事果斷卓絕著稱，此時被他鬧得呆在那兒，不知所措。
我知道，像他那樣在我們村旁的黃埔大道上踢正步訓練出來的新制軍官，
不會瞭解那場荒謬戰爭，以及那戰爭造就了多少扭曲的人性、人生。
部隊回到台灣後，駐地在新竹楊梅，離台北不算太遠。
我每個週日假期都到父親的病床邊陪著他；
自己當了兵，曾站在金門古寧頭眺望大陸，
曾在營地裡撿拾古寧頭戰役中被同胞就地掩埋的共產黨軍人枯骨，
曾陪著那些歸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
我這時才能體會父親那一代人在台灣的挫折與對故鄉的想念。
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那戰場——即使現實的戰場已化為每日柴米油鹽的生活壓力，
即使戰場已成為官場、商場上的爾虞我詐，
他們還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戰役的艱苦與榮耀記憶之中，
還是以黃埔軍人自詡。
有一天我進入父親的病房，病床是空的；
一個護士察覺我的驚恐，她對我說，放心，王先生是去做檢查。
我與那護士坐在空蕩的病房內。她對我說，你是王先生的兒子罷，
你父親常提起你，他很以你為榮。
我聽了心如刀割；混了幾年小太保，又兩次考大學失敗，
除了為賺點零用錢而在報上發了幾篇散文外，我有什麼可讓父親感到光榮的？
在我退伍前半年，父親終於去了。
那晚台北榮民總醫院打電話到軍營裡，營長要他的駕駛員立刻送我到火車站。
到了醫院，見到父親容顏安詳地躺在床上，我並未感覺特別悲傷；
只是覺得，小時以來父親一直佑護著我們的偉岸身軀，為何此時小了許多。
辦完父親的喪事，半年後我在軍中服役期滿。
往後的六個月，我每天至少花上15個小時讀書，後來考入師範大學歷史系；
推動我的，以及後來一直推動我讀到哈佛大學的，是我對父親的感念
——他以我為榮。
（六）
那一年，1974年，我與幾位眷村朋友一起到台北上大學。
其中有一位是與我同年的楊海誠；他與我相同，服了兩年兵役後才考上大學。
這一年，以及次年，我兩度陪他到烏來山區找他大伯父；
為的是，海誠奉他父親之命，到山裡勸這位老人家下山養老。
過去我便聽父親說過，海誠的大伯是孫立人將軍麾下的一名虎將，
仁安羌戰役主攻的營長之一。
老人住在曲尺山區一條山道的盡頭，那原是一個礦場，
後來被封閉，老人單獨住在廢棄的辦公室中。
他整年大多只靠三種食物過活：
自己養的雞，溪裡的蝦子與到處可採得的一種紅色野菜。
那時年已近八十的他，白天仍能生龍活虎地修理雞圈，教我們如何在溪中放蝦籠。
晚上，飯後兩杯酒下肚，他委頓地臥在躺椅上，這時才像個近八十歲的老人。
我這時已在歷史系讀了些中國近現代史，對遠征軍及仁安羌戰役十分感興趣。
而這位楊伯伯，正是歷史的見證，「口述歷史」的絕佳採訪對象。
然而讓我感到失望的是，這場偉大的戰爭，在他說來竟是如此的稀疏平常。
他說，盟軍要提供他們最好的武器，但他們只要迫擊炮。
他說，孫將軍的部隊將迫擊炮使用得出神入化。
他們便是如此，將炮彈吊射入日軍躲藏的戰壕中，讓敵人沒地方躲。
聽著聽著，我不再是歷史系的學生，又變成了當年眷村裡聽遠征軍故事的小孩。
楊伯伯說，他認得父親，「你爸爸在四平，守車站到郵局，那一仗打得漂亮！」
但說到下山養老，他堅決不肯。他說，他不想再吃國民黨與蔣介石一口飯！
這也是我在眷村中常聽說的：某某賣燒餅的、打煤球的，
過去事實上是「國軍」將領，丟掉大陸後，從此不肯向國民黨、蔣介石低頭討飯吃，
寧可過著清苦自食的日子。
（七）
我研究所畢業後，台灣進入一段所謂「後殖民時期」。
二戰前在台灣的日本人被歌頌為建設台灣的先鋒，台灣民主法治的根源。
相反地，由大陸來台的老兵們，或被認為是屠殺台灣人民的劊子手，
或被罵為吃台灣米卻心向大陸的叛徒。
在政界與知識界，「轉型正義」被喊得滿天價響；
其意是台灣要轉型進步，就必須追究蔣介石及其追隨者的責任，要他們為正義付出代價。
這又是另一場戰爭，所幸父親已脫離了這人間戰場。
後來在我30年的歷史學術生涯中，
常狂稱自己的研究是「從新石器時代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我，
卻從不研讀抗日與國共戰爭的歷史。
對我來說，那是個人記憶中的一片聖土，我不願學術知識污染了它。
在那兒，有像雞那樣大的蚊子，有讓輾過它的吉普車跳起老高的大蟒蛇，
有孫將軍帶著他的弟兄腳下踩著螞蝗毒蛇穿過雨林，
有摸進軍營以橄欖大的紅藍寶石換麵包的印度人。
在那兒，沒有民族戰爭，沒有同胞相殘，沒有仇恨，沒有恐懼。
所有的都已成為過去，只有我父親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們賴以維生的戰爭記憶，
以及我對他們那一代人的思念。
（全文完）
想看看豆芽菜小羊的感想嗎？請連：
〈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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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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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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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那次見了孫立人將軍一面後，父親的事業開始走下坡。
後來我知道，那幾年父親替肥料公司解決了不少煙害賠償問題，
使得那些高雄議員們無法藉機勒索。
然而父親的才幹以及他在「省政府」方面的人際關係，卻讓那些議員覺得有機可乘。
他們要父親為他們介入的一些地方工程向「省政府」官員說項，
並答應在工程預算通過後，以工程款的一部分作為關說酬勞。
那時，經常有豪華轎車停在我們家門口，議員親自來「接」父親到台中出差，
但我們看得出父親的身不由己。母親常哭著求父親不要與他們來往，
但父親似乎有把柄握在對方手上，不得不去做那些為公共工程說項的事。
家中又開始為了錢成天爭吵，因為父親不但沒得到佣金，還負了不少的債。
此時我已在讀高中，忘卻這些憂煩的方法是混太保、打群架。
高一、高二時，父親對我在外闖禍不但寬容，還經常「很有辦法」地替我解決問題。
每當我被一個學校開除時，他就動用關係替我再找學校；
當被我打傷的人找上門來，他悄悄地與對方在外面商談賠償，不讓母親知道。
那時我卻很少關心他，直到有一天母親對我們說，
其實父親早已被肥料公司開除，並陷入一些金錢官司中。
這時我才注意到父親的改變；他變得消沉、靜默，忍受母親對他的數落，
他已完全接受自己的失敗，也不再想對我們證明他很有辦法。
由於沒考上大學，20歲時我必須入伍服兩年兵役。
我剛進入軍中，父親便入監服刑，不久被轉入醫院。
新兵訓練結束後，我被分發到金門前線，無法回台灣看他。
父親從獄中寄給我的信裡寫道，
「吾一生戎馬，從未做出對不起國家社會的事，今受小人陷構……」
我流著淚讀他的來信；他說的不是真話，但我更能因此感受他的痛苦。
為了生活，為了讓妻兒及村上朋友瞧得起他，
他掙扎於做個正直的軍人和有辦法的大人物之間，
而至死他仍相信自己是個軍人。
在軍中，我對父親所經歷的「抗戰剿匪戰爭」又有了些新認識。
我到金門戰地單位報到的第一天，便有多個老士官來到營部，
說是來看「小老鄉」——那就是我。
後來由於我成為業務士官，查閱人事資料時驚然發現本營竟有數十位湖北籍老士官。
與他們相熟後我才瞭解，他們原來都是1948年從湖北某縣結伴逃難的同鄉農民。
到了上海，住在車站與騎樓下，沒得吃、沒得穿。
有人拿粥給他們吃，又拿衣服給他們穿，
要他們在一些名冊上劃押簽字，說是為了領饅頭。
就這樣，他們便糊裡糊塗地成了軍人。
後來我知道本師其他營裡也多有這樣的情形——
所謂抗戰「剿匪」老兵，有許多其實只是當年的難民；
當時許多國民政府軍的部隊被打散後，在上海、廣州重新「整編」，
也就是抓些難民來當人頭充數。
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老士官，而是一位老中尉人事官。
他成日喝酒嫖妓，經常因欠債而讓老百姓告到軍營來。
有一回，我們年輕的營長發火了，他對喝得醉熏熏的老人事官說要將他送軍法。
「你要把老子送軍法！你要把老子送軍法！」人事官突然發狂地叫罵，
「老子當兵的時候你在哪裡？」接著，他倒在營長燙得筆挺的軍褲下，
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死命哭罵，
「老子14歲時我娘要我出門買醬油，就被你們抓來當兵；
你就斃了我罷，讓我見我娘去！」
營長在本師以行事果斷卓絕著稱，此時被他鬧得呆在那兒，不知所措。
我知道，像他那樣在我們村旁的黃埔大道上踢正步訓練出來的新制軍官，
不會瞭解那場荒謬戰爭，以及那戰爭造就了多少扭曲的人性、人生。
部隊回到台灣後，駐地在新竹楊梅，離台北不算太遠。
我每個週日假期都到父親的病床邊陪著他；
自己當了兵，曾站在金門古寧頭眺望大陸，
曾在營地裡撿拾古寧頭戰役中被同胞就地掩埋的共產黨軍人枯骨，
曾陪著那些歸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
我這時才能體會父親那一代人在台灣的挫折與對故鄉的想念。
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那戰場——即使現實的戰場已化為每日柴米油鹽的生活壓力，
即使戰場已成為官場、商場上的爾虞我詐，
他們還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戰役的艱苦與榮耀記憶之中，
還是以黃埔軍人自詡。
有一天我進入父親的病房，病床是空的；
一個護士察覺我的驚恐，她對我說，放心，王先生是去做檢查。
我與那護士坐在空蕩的病房內。她對我說，你是王先生的兒子罷，
你父親常提起你，他很以你為榮。
我聽了心如刀割；混了幾年小太保，又兩次考大學失敗，
除了為賺點零用錢而在報上發了幾篇散文外，我有什麼可讓父親感到光榮的？
在我退伍前半年，父親終於去了。
那晚台北榮民總醫院打電話到軍營裡，營長要他的駕駛員立刻送我到火車站。
到了醫院，見到父親容顏安詳地躺在床上，我並未感覺特別悲傷；
只是覺得，小時以來父親一直佑護著我們的偉岸身軀，為何此時小了許多。
辦完父親的喪事，半年後我在軍中服役期滿。
往後的六個月，我每天至少花上15個小時讀書，後來考入師範大學歷史系；
推動我的，以及後來一直推動我讀到哈佛大學的，是我對父親的感念
——他以我為榮。
（六）
那一年，1974年，我與幾位眷村朋友一起到台北上大學。
其中有一位是與我同年的楊海誠；他與我相同，服了兩年兵役後才考上大學。
這一年，以及次年，我兩度陪他到烏來山區找他大伯父；
為的是，海誠奉他父親之命，到山裡勸這位老人家下山養老。
過去我便聽父親說過，海誠的大伯是孫立人將軍麾下的一名虎將，
仁安羌戰役主攻的營長之一。
老人住在曲尺山區一條山道的盡頭，那原是一個礦場，
後來被封閉，老人單獨住在廢棄的辦公室中。
他整年大多只靠三種食物過活：
自己養的雞，溪裡的蝦子與到處可採得的一種紅色野菜。
那時年已近八十的他，白天仍能生龍活虎地修理雞圈，教我們如何在溪中放蝦籠。
晚上，飯後兩杯酒下肚，他委頓地臥在躺椅上，這時才像個近八十歲的老人。
我這時已在歷史系讀了些中國近現代史，對遠征軍及仁安羌戰役十分感興趣。
而這位楊伯伯，正是歷史的見證，「口述歷史」的絕佳採訪對象。
然而讓我感到失望的是，這場偉大的戰爭，在他說來竟是如此的稀疏平常。
他說，盟軍要提供他們最好的武器，但他們只要迫擊炮。
他說，孫將軍的部隊將迫擊炮使用得出神入化。
他們便是如此，將炮彈吊射入日軍躲藏的戰壕中，讓敵人沒地方躲。
聽著聽著，我不再是歷史系的學生，又變成了當年眷村裡聽遠征軍故事的小孩。
楊伯伯說，他認得父親，「你爸爸在四平，守車站到郵局，那一仗打得漂亮！」
但說到下山養老，他堅決不肯。他說，他不想再吃國民黨與蔣介石一口飯！
這也是我在眷村中常聽說的：某某賣燒餅的、打煤球的，
過去事實上是「國軍」將領，丟掉大陸後，從此不肯向國民黨、蔣介石低頭討飯吃，
寧可過著清苦自食的日子。
（七）
我研究所畢業後，台灣進入一段所謂「後殖民時期」。
二戰前在台灣的日本人被歌頌為建設台灣的先鋒，台灣民主法治的根源。
相反地，由大陸來台的老兵們，或被認為是屠殺台灣人民的劊子手，
或被罵為吃台灣米卻心向大陸的叛徒。
在政界與知識界，「轉型正義」被喊得滿天價響；
其意是台灣要轉型進步，就必須追究蔣介石及其追隨者的責任，要他們為正義付出代價。
這又是另一場戰爭，所幸父親已脫離了這人間戰場。
後來在我30年的歷史學術生涯中，
常狂稱自己的研究是「從新石器時代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我，
卻從不研讀抗日與國共戰爭的歷史。
對我來說，那是個人記憶中的一片聖土，我不願學術知識污染了它。
在那兒，有像雞那樣大的蚊子，有讓輾過它的吉普車跳起老高的大蟒蛇，
有孫將軍帶著他的弟兄腳下踩著螞蝗毒蛇穿過雨林，
有摸進軍營以橄欖大的紅藍寶石換麵包的印度人。
在那兒，沒有民族戰爭，沒有同胞相殘，沒有仇恨，沒有恐懼。
所有的都已成為過去，只有我父親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們賴以維生的戰爭記憶，
以及我對他們那一代人的思念。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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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中）
（前言、第一段、第二段請看上集）
上集連結：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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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小學三年級時，家境有了點轉圜。
母親娘家在鳳山火車站前經營早點冰品店，
這時因外祖父母身體不好，要將店裡的生意交給下一代。
母親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人，聽說抽籤時他們做了手腳，故意讓母親中了簽。
我母親與母系親友們，幾乎都是台灣的閩南人，
他們是我生命、身體的另一半。
這便是我，在眷村中有時被喊作「雜種」，
在台灣閩南人眼中又是「外省人」。
小時候，每當父母在激烈爭吵時，我都會憎恨他們的婚姻，以及我自己。
鳳山火車站前，是台灣光復初期「2·28」事件發生流血衝突的地點之一。
當時全台灣到處爆發本省人與大陸來台軍人間的暴力衝突。
據母親說，當時軍人在火車站外以竹籬、白布圍住整個車站出口，
當火車入站，數百名帶著武器的台灣民眾衝出時，
布幕外早已架好的機關鎗開始掃射。
母親說，她只看見血染紅了白色的布幕。
所以，當父親在追求母親時，常帶著相當一個排的軍中弟兄去邀母親出來看場電影。
直到父親去世後，母親才說出那些往事；
父母帶外祖母看一場內容為男女殉情的電影，
並表示不能結婚便要死在一起，母親娘家才答應這場婚事。
不久，母親的雙胞胎妹妹，我的四姨，要嫁給一位客家人，
在母親家中掀起更大的風暴，所以父母親的婚姻就被母親娘家的人接受了。
在那約一年的時間，平日媽媽每天回眷村的家裡為我們做飯，然後再返回店裡。
暑假，我與姊姊、弟弟便都住在火車站的外婆家；
在外面野著玩，在店裡偷冰棍吃。
那段時日，我經常在半夜醒來，害怕衣櫃上那只總是瞪著我的老貓；
此時我抵抗那貓及所有鬼魅的辦法是，
讓自己專心聽著廚房傳來規律堅定的磨黃豆的石磨聲，
以及從門縫中凝望昏黃燈光下正在推磨的父親泛著汗水的光亮脊背。
有一天，突然我們家的早點冰果店結束了。
一兩年後父親才對我們說明原委。
那是一天早晨，他送早點到附近一家旅店的客房。
敲門進了房，見到一男一女躺在床上尚未起身——
那男人，是父親的老部屬。
即使在父親對我說明此事時，
我仍不明白為何我們要關掉早餐店，
我也無法體會當時他受到的打擊。
我所想的只是，我們何時才能脫離窮困，哪一天父母可以不為了缺錢吵架，
以及我是否能有點錢買糖。
是的，在我極有限的小學回憶中，一幕殘酷的記憶經常纏著我。
因要不到錢買糖還挨了罵，我哭著上學，走著走著，我發現父親跟在後頭。
我賭氣仍往前走，但不時回頭瞄瞄父親，看他要做什麼。
父親走入一家他經常賒欠的小雜貨店，一會兒又走出來，然後快步地追上來。
在離我十餘步時，他喊著「小明，給你」，說著將一個五角銅幣擲給我。
後來回憶這一幕——我逼著落魄的父親向雜貨店賒五角錢——經常讓我羞愧痛哭。
我還記得一件事，也是當時我太不懂事，
看見有些同學中午帶便當在學校吃，我也吵著要帶便當。
吵鬧了幾次後，有一天父親終於同意替我送便當到學校。
那天中午，父親送便當來，並在我打開便當時，對我及周圍我的同學說，
「今天起來晚了，菜場買不到肉，所以只給你帶個荷包蛋。」
當時我為父親的謊言感動得幾乎掉淚，
因為一年來，我們家沒有人吃得到荷包蛋，更別提吃肉了。
後來父親為了養家，曾在高雄港當碼頭工人，又在左營的海軍廢彈處理場工作，
但都做不久便辭職。這些都是十分辛苦且危險的工作，但他做不下去的理由仍是：
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出身黃埔軍校的軍官，他無法忍受別人對他的喝斥。
（四）
在我12歲那一年，父親終於做了一個決定：
到台中「省政府」去找他的軍中老長官。
事實上，多年來許多鄰居叔叔伯伯都勸他說，
「省政府」有很多你的長官、同事，去走一趟罷。
我還記得父親出發的那一天，他穿上借來的白襯衫和一雙皮鞋。
幾天後，我放學回家，進了門，便看見剛回來的父親。
他穿著新買的襯衫，眉飛色舞地對母親說，
「火車一出高雄，我就看到路邊一個大廣告牌，上面寫著，馬到成功……」
他說，「省政府」過去的軍中長官們很照顧，他們要父親自己選，
是要在「省政府」上班，或是在高雄的「省營」機構安個職位。
父親打趣著說，他看見老長官們都穿西裝結領帶上班，
「穿了一輩子軍服，我才不要在脖子上拴個西洋繩呢！」
媽媽、姊姊、弟弟都在笑；我感覺，我們家從來沒有那麼溫馨過。
不久，父親便在高雄一家「省政府」經營的肥料廠當了個專員。
我們家的經濟情況因此突然改善。
當時台灣的「省政府」，由上到下各級官員大多是由軍中退下來的將校官轉任。
父親這工作，原是「省政府」官員朋友替他安插的閒職。
然而不久，父親在這公司裡的地位重要起來，他也不由得經常要穿西裝、結領帶。
這是由於，肥料廠多年來一直有排放毒煙損及附近農作物的問題，
農民委託議員向「省府」要求巨額賠償。
肥料廠知道父親是「省府」安插的人，與「省府」關係必然很好，
於是將父親晉陞為公共關係室主任，主要工作便是處理煙害賠償問題。
以後幾年，父親便經常到台中出差，與一些議員、「省府」官員周旋應酬。
他衣櫥裡的西裝領帶愈來愈多，抽屜裡的名片也愈來愈多，
而他的身軀也愈來愈像個商人。
這是他最得意的幾年，不但利用關係替母親在銀行找到個職位，
也經常替眷村的朋友在高雄工業區安插工作。
在我中學二年級那一年暑假，父親出差到台中，要我和姊姊、弟弟到台中找他。
這時我們才見識到他在外面多麼有辦法；他也有意對我們炫耀這一點。
我覺得，經歷許多挫折困頓後，父親一直努力地在我們面前樹立他很有辦法的形象。
那幾天，白天他包下一部出租車帶著我們到處玩，
晚上帶我們到各個夜總會看節目、吃牛排。
而且經常是，進去一家夜總會沒多久他便借口菜不好或節目不好，再帶我們到另一家去。
大概是我們到台中的第三天。
那晚，當父親正在問我們想去哪一家餐廳夜總會時，接到了一通電話。
放下電話，他對我們說，今天我們去「藍天」。
進了那夜總會，一位經理迎面而來，與父親說了一陣悄悄話，
我依稀聽到「你的老長官……」，然後將我們安排坐在靠走道的一張桌子邊。
那晚，父親很少跟我們說話，一直注意著舞台前的一張空桌。
節目進行了約半小時，四五個人擁著一位老者進入餐廳，在舞台前那張桌子邊入座。
由於氣氛特別，我一直關注著父親；
他神色凝重地一直望著那老人，不時有些激動哽咽的表情。
節目還未完，那群人就擁著那老人離場。
當他們走過我們這一桌時，父親突然離座，擋在老人身前。
他努力地挺直身子，緊並雙腿，但他應酬過度的肚子卻因此更突出；
他高舉手臂，以手掌置於額前行軍禮，但他的西裝卻因此拉扯變形。
他便以這樣滑稽的姿勢，在那老人面前喊道，「某團某營營長王光輝報到！」
那老人停下步子，口中說「好！好！」他向前，當他的手正伸向父親的臂膀時，
一個壯漢側身擋在父親與老人之間，其他的人則推擁著老人離去。
父親保持著行軍禮的姿勢，不顧這一幕已引其鄰近幾桌人的竊竊私語，
直到那一群人完全離去。不久，我們也離開了那夜總會。
離去時，我只覺得父親的舉動真讓我們丟臉。
那晚回到飯店，父親以從未有的嚴肅口吻對我們說，那老人是孫立人將軍。
孫立人將軍，對從小生長在黃埔新村的我來說，
這名字是多麼的熟悉、親切，但又似乎是許多不幸的根源。
特別是，我家隔壁第二家住的便是孫菊人老師。
孫老師是孫立人的妹妹，夫妻倆從不與鄰人交往，甚至很少出門；
據說是，恐怕被跟蹤調查。
再過去，便是阿鳳家。阿鳳的父親，祝伯伯，
那個全村惟一能寫祭文、作對聯的賣醬菜老頭，原來是孫立人的文職幕僚。
受孫立人將軍謀叛之累，坐了幾年牢後，連謀個小學老師之職都不可得。
黃埔新村，村上父老大都是黃埔嫡系軍官，卻沒出幾個將官，
也因為他們都是「叛將」部屬。
然而在一個村上朋友家裡，我曾看到一本印刷精美的英文雜誌，
整本都在介紹孫立人將軍所率新一軍的對日戰績。
據朋友的父親說，這是抗戰時所編，對外國宣揚中國戰績的宣傳品。
村子邊的黃埔軍校，閱兵台作「立」字形；
村上父老竊竊地說，這是大家懷念孫立人將軍，才偷偷把它蓋成這樣子的。
我在20歲前惟一到台北的經驗，我自己毫無記憶。
聽媽媽說，那是一次國慶節閱兵，孫立人將軍為閱兵總指揮官，
父親是擔任閱兵司儀的孫系軍官之一；眷屬們坐在一個專屬火車車廂到台北看閱兵，
一歲的我在母親懷裡睡著，尿濕了媽媽的紅旗袍也染紅了我的小屁股。
孫立人將軍的「叛亂」事件，根據我自小聽得的村裡父老的說法，
是孫將軍主張要盡台灣所有軍力一舉攻佔東南四省，
然後再打下長江以南，隔江與「共軍」對峙。
反對此議的是蔣介石的親信、力主建設台灣為反共基地的陳誠。
孫將軍等人準備藉著閱兵來一次「清君側」行動，逼蔣介石同意反攻大陸。
不幸的是，孫將軍身邊有潛伏的「共諜」，將消息傳到大陸，
於是大陸在沿海調動空降師，準備趁機進攻台灣。
而所有這些消息都傳到了蔣介石那兒，
因此，蔣認為這是孫立人與大陸方面有勾結的一次叛亂。
然而因為孫立人將軍甚得美國、英國軍政高層的賞識，
所以蔣只得將他軟禁在台中，不敢進一步處置他。
（待續）
下文請接：
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下）
http://begin6189.blogspot.com/2010/11/blog-post_1050.html
上集連結：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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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小學三年級時，家境有了點轉圜。
母親娘家在鳳山火車站前經營早點冰品店，
這時因外祖父母身體不好，要將店裡的生意交給下一代。
母親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人，聽說抽籤時他們做了手腳，故意讓母親中了簽。
我母親與母系親友們，幾乎都是台灣的閩南人，
他們是我生命、身體的另一半。
這便是我，在眷村中有時被喊作「雜種」，
在台灣閩南人眼中又是「外省人」。
小時候，每當父母在激烈爭吵時，我都會憎恨他們的婚姻，以及我自己。
鳳山火車站前，是台灣光復初期「2·28」事件發生流血衝突的地點之一。
當時全台灣到處爆發本省人與大陸來台軍人間的暴力衝突。
據母親說，當時軍人在火車站外以竹籬、白布圍住整個車站出口，
當火車入站，數百名帶著武器的台灣民眾衝出時，
布幕外早已架好的機關鎗開始掃射。
母親說，她只看見血染紅了白色的布幕。
所以，當父親在追求母親時，常帶著相當一個排的軍中弟兄去邀母親出來看場電影。
直到父親去世後，母親才說出那些往事；
父母帶外祖母看一場內容為男女殉情的電影，
並表示不能結婚便要死在一起，母親娘家才答應這場婚事。
不久，母親的雙胞胎妹妹，我的四姨，要嫁給一位客家人，
在母親家中掀起更大的風暴，所以父母親的婚姻就被母親娘家的人接受了。
在那約一年的時間，平日媽媽每天回眷村的家裡為我們做飯，然後再返回店裡。
暑假，我與姊姊、弟弟便都住在火車站的外婆家；
在外面野著玩，在店裡偷冰棍吃。
那段時日，我經常在半夜醒來，害怕衣櫃上那只總是瞪著我的老貓；
此時我抵抗那貓及所有鬼魅的辦法是，
讓自己專心聽著廚房傳來規律堅定的磨黃豆的石磨聲，
以及從門縫中凝望昏黃燈光下正在推磨的父親泛著汗水的光亮脊背。
有一天，突然我們家的早點冰果店結束了。
一兩年後父親才對我們說明原委。
那是一天早晨，他送早點到附近一家旅店的客房。
敲門進了房，見到一男一女躺在床上尚未起身——
那男人，是父親的老部屬。
即使在父親對我說明此事時，
我仍不明白為何我們要關掉早餐店，
我也無法體會當時他受到的打擊。
我所想的只是，我們何時才能脫離窮困，哪一天父母可以不為了缺錢吵架，
以及我是否能有點錢買糖。
是的，在我極有限的小學回憶中，一幕殘酷的記憶經常纏著我。
因要不到錢買糖還挨了罵，我哭著上學，走著走著，我發現父親跟在後頭。
我賭氣仍往前走，但不時回頭瞄瞄父親，看他要做什麼。
父親走入一家他經常賒欠的小雜貨店，一會兒又走出來，然後快步地追上來。
在離我十餘步時，他喊著「小明，給你」，說著將一個五角銅幣擲給我。
後來回憶這一幕——我逼著落魄的父親向雜貨店賒五角錢——經常讓我羞愧痛哭。
我還記得一件事，也是當時我太不懂事，
看見有些同學中午帶便當在學校吃，我也吵著要帶便當。
吵鬧了幾次後，有一天父親終於同意替我送便當到學校。
那天中午，父親送便當來，並在我打開便當時，對我及周圍我的同學說，
「今天起來晚了，菜場買不到肉，所以只給你帶個荷包蛋。」
當時我為父親的謊言感動得幾乎掉淚，
因為一年來，我們家沒有人吃得到荷包蛋，更別提吃肉了。
後來父親為了養家，曾在高雄港當碼頭工人，又在左營的海軍廢彈處理場工作，
但都做不久便辭職。這些都是十分辛苦且危險的工作，但他做不下去的理由仍是：
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出身黃埔軍校的軍官，他無法忍受別人對他的喝斥。
（四）
在我12歲那一年，父親終於做了一個決定：
到台中「省政府」去找他的軍中老長官。
事實上，多年來許多鄰居叔叔伯伯都勸他說，
「省政府」有很多你的長官、同事，去走一趟罷。
我還記得父親出發的那一天，他穿上借來的白襯衫和一雙皮鞋。
幾天後，我放學回家，進了門，便看見剛回來的父親。
他穿著新買的襯衫，眉飛色舞地對母親說，
「火車一出高雄，我就看到路邊一個大廣告牌，上面寫著，馬到成功……」
他說，「省政府」過去的軍中長官們很照顧，他們要父親自己選，
是要在「省政府」上班，或是在高雄的「省營」機構安個職位。
父親打趣著說，他看見老長官們都穿西裝結領帶上班，
「穿了一輩子軍服，我才不要在脖子上拴個西洋繩呢！」
媽媽、姊姊、弟弟都在笑；我感覺，我們家從來沒有那麼溫馨過。
不久，父親便在高雄一家「省政府」經營的肥料廠當了個專員。
我們家的經濟情況因此突然改善。
當時台灣的「省政府」，由上到下各級官員大多是由軍中退下來的將校官轉任。
父親這工作，原是「省政府」官員朋友替他安插的閒職。
然而不久，父親在這公司裡的地位重要起來，他也不由得經常要穿西裝、結領帶。
這是由於，肥料廠多年來一直有排放毒煙損及附近農作物的問題，
農民委託議員向「省府」要求巨額賠償。
肥料廠知道父親是「省府」安插的人，與「省府」關係必然很好，
於是將父親晉陞為公共關係室主任，主要工作便是處理煙害賠償問題。
以後幾年，父親便經常到台中出差，與一些議員、「省府」官員周旋應酬。
他衣櫥裡的西裝領帶愈來愈多，抽屜裡的名片也愈來愈多，
而他的身軀也愈來愈像個商人。
這是他最得意的幾年，不但利用關係替母親在銀行找到個職位，
也經常替眷村的朋友在高雄工業區安插工作。
在我中學二年級那一年暑假，父親出差到台中，要我和姊姊、弟弟到台中找他。
這時我們才見識到他在外面多麼有辦法；他也有意對我們炫耀這一點。
我覺得，經歷許多挫折困頓後，父親一直努力地在我們面前樹立他很有辦法的形象。
那幾天，白天他包下一部出租車帶著我們到處玩，
晚上帶我們到各個夜總會看節目、吃牛排。
而且經常是，進去一家夜總會沒多久他便借口菜不好或節目不好，再帶我們到另一家去。
大概是我們到台中的第三天。
那晚，當父親正在問我們想去哪一家餐廳夜總會時，接到了一通電話。
放下電話，他對我們說，今天我們去「藍天」。
進了那夜總會，一位經理迎面而來，與父親說了一陣悄悄話，
我依稀聽到「你的老長官……」，然後將我們安排坐在靠走道的一張桌子邊。
那晚，父親很少跟我們說話，一直注意著舞台前的一張空桌。
節目進行了約半小時，四五個人擁著一位老者進入餐廳，在舞台前那張桌子邊入座。
由於氣氛特別，我一直關注著父親；
他神色凝重地一直望著那老人，不時有些激動哽咽的表情。
節目還未完，那群人就擁著那老人離場。
當他們走過我們這一桌時，父親突然離座，擋在老人身前。
他努力地挺直身子，緊並雙腿，但他應酬過度的肚子卻因此更突出；
他高舉手臂，以手掌置於額前行軍禮，但他的西裝卻因此拉扯變形。
他便以這樣滑稽的姿勢，在那老人面前喊道，「某團某營營長王光輝報到！」
那老人停下步子，口中說「好！好！」他向前，當他的手正伸向父親的臂膀時，
一個壯漢側身擋在父親與老人之間，其他的人則推擁著老人離去。
父親保持著行軍禮的姿勢，不顧這一幕已引其鄰近幾桌人的竊竊私語，
直到那一群人完全離去。不久，我們也離開了那夜總會。
離去時，我只覺得父親的舉動真讓我們丟臉。
那晚回到飯店，父親以從未有的嚴肅口吻對我們說，那老人是孫立人將軍。
孫立人將軍，對從小生長在黃埔新村的我來說，
這名字是多麼的熟悉、親切，但又似乎是許多不幸的根源。
特別是，我家隔壁第二家住的便是孫菊人老師。
孫老師是孫立人的妹妹，夫妻倆從不與鄰人交往，甚至很少出門；
據說是，恐怕被跟蹤調查。
再過去，便是阿鳳家。阿鳳的父親，祝伯伯，
那個全村惟一能寫祭文、作對聯的賣醬菜老頭，原來是孫立人的文職幕僚。
受孫立人將軍謀叛之累，坐了幾年牢後，連謀個小學老師之職都不可得。
黃埔新村，村上父老大都是黃埔嫡系軍官，卻沒出幾個將官，
也因為他們都是「叛將」部屬。
然而在一個村上朋友家裡，我曾看到一本印刷精美的英文雜誌，
整本都在介紹孫立人將軍所率新一軍的對日戰績。
據朋友的父親說，這是抗戰時所編，對外國宣揚中國戰績的宣傳品。
村子邊的黃埔軍校，閱兵台作「立」字形；
村上父老竊竊地說，這是大家懷念孫立人將軍，才偷偷把它蓋成這樣子的。
我在20歲前惟一到台北的經驗，我自己毫無記憶。
聽媽媽說，那是一次國慶節閱兵，孫立人將軍為閱兵總指揮官，
父親是擔任閱兵司儀的孫系軍官之一；眷屬們坐在一個專屬火車車廂到台北看閱兵，
一歲的我在母親懷裡睡著，尿濕了媽媽的紅旗袍也染紅了我的小屁股。
孫立人將軍的「叛亂」事件，根據我自小聽得的村裡父老的說法，
是孫將軍主張要盡台灣所有軍力一舉攻佔東南四省，
然後再打下長江以南，隔江與「共軍」對峙。
反對此議的是蔣介石的親信、力主建設台灣為反共基地的陳誠。
孫將軍等人準備藉著閱兵來一次「清君側」行動，逼蔣介石同意反攻大陸。
不幸的是，孫將軍身邊有潛伏的「共諜」，將消息傳到大陸，
於是大陸在沿海調動空降師，準備趁機進攻台灣。
而所有這些消息都傳到了蔣介石那兒，
因此，蔣認為這是孫立人與大陸方面有勾結的一次叛亂。
然而因為孫立人將軍甚得美國、英國軍政高層的賞識，
所以蔣只得將他軟禁在台中，不敢進一步處置他。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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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上）
（轉錄請註明出處）王明珂：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網址：南方週末論壇 http://www.infzm.com/content/45883
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
（前言）
父親20歲從軍，40歲退伍，但在我感覺中他一直是個軍人。
生在那時代，他先是身不由己地成為軍人；
戰爭歲月中的經歷，又使他成為一輩子的軍人，即使在退伍之後。
我的童年，可以說大多在父親的挫折與父母成天的爭吵中度過。
約在我小學五年級時，有一天父母親又在客廳中爭吵。
我躲在房間裡，翻弄著抽屜裡的雜物，試圖脫離那戰場。
在一個舊信封中，我翻出一張灰黃的照片：
一張長靠椅上坐著一位美麗端莊的女軍官，
四五個年輕男軍官或坐或站或臥地圍著她，
前面幾個人腰間還配著短槍，表情或神采飛揚，或頑皮輕佻。
照片背面，一行墨跡將泯的小字：「媽，看您的兒女們，重慶。」
望著照片中年輕俊逸的父親，我臆想，
若那戰爭延續下去，若父親不來台灣，若父親沒有和母親結婚，
他就不會每日過著為柴米油鹽發愁的日子。
或者，戰爭過後他又可以回武昌，跳舞、打麻將，過著他逍遙的公子生活。
（一）
據父親說，我們家在武昌是個經商世家。
我們家族的字輩排行，「駿業宏開正大光明」，也說明這是個經商家庭。
祖父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後在家鄉經營造紙業。
父親為「光」字輩，名光輝。大學時曾就讀武漢的中華大學。
據父親說，那時他成天跳舞、打麻將。
讀到大二，當時是1937年，許多同鄉朋友都從軍打日本人去，
並從戰場前線寫信回來，所以他們麻將也打不下去了。
父親向祖父要求休學從軍，但祖父堅決不許。
後來在祖父「至少要當個軍官」的讓步下，
父親進了黃埔軍校（當時稱中央軍校），成為15期黃埔軍人。
從父親口中，以及我對他的記憶中，當年他所從事的那些戰爭只是些片斷景幕。
帶車隊走滇緬公路，由於任務艱辛，來回一趟便晉陞一級。
回到重慶，卻聽得人們傳言滇緬遠征軍運補車隊替宋美齡帶進口絲襪。
從重慶的防空壕裡拖出上千的屍體，每一具都帶著咽喉上的爪痕及扯破的衣服，
顯示他們死前遭受的窒息之痛。
遠征軍駐印度時，夜晚有印度人摸進軍營，
從懷中掏出一包橄欖大的紅藍寶石換麵包
（母親手指上那個大藍寶石戒便是如此來的）。
偽裝成警察、衛生部隊支持東北的四平戰場，受「共軍」連續一周的猛烈攻擊。
然後便是，逃難時到處尋找親人的記憶。
（二）
來到台灣後，父親便一直住在南台灣高雄縣鳳山鎮黃埔軍校旁的黃埔新村。
這也是我出生，以及20歲之前成長於斯的地方。
是的，我的幼年與青少年生命與「黃埔」無法分割——
翻牆進入黃埔軍校偷芒果與衛兵捉迷藏，
觀看官校學生在黃埔大道上踢正步，對他們扮鬼臉，
甚至青少年時眷村朋友們共組的「幫派」也叫黃埔。
據父親說，剛到台灣時，一切都明白了；
許多很親近的朋友、同僚、長官，原來都是共產黨潛伏在各部隊裡的人。
難怪後期與「共軍」作戰時，「共軍」經常比「國軍」先知道「國軍」部隊調度。
我家鄰居徐伯伯說，有一次他們師團與「共軍」對峙了一星期，
突然「共軍」撤退，並向「國軍」喊話：
「對面某師的弟兄們再見了，我們到某某地方等你們！」
果然一天後接到上級命令，要他們轉戰到那「共軍」先一天已到的地方。
便是如此，從小我在眷村的「抗戰剿匪」記憶中長大。
夏天南台灣溽熱的夜晚，鄰居們搬出板凳、躺椅坐在巷子裡，搖著扇子，
大談抗戰「剿匪」的事。
或講到傷心處引起一陣靜默，或幾個人扯下褲子、掀起上衣比身上的彈痕，
引起旁邊媽媽們的竊笑。
小時候，聽來聽去，都是些雨林中作戰的故事——
他們如何穿過雨林出其不意地突襲日軍，如何受螞蝗、毒蛇、瘧疾糾纏，等等。
但小孩們更感興趣的是：「咬人的蚊子大得像雞，恨不得拔槍打它們」；
「比水桶還粗大的蟒蛇，讓輾過它的吉普車跳起老高」；
或是，「沒頭的軍人鬼魂晚上在曠野裡踢正步」。
稍微大一些時，我才知道我們整個黃埔新村，
住的大多是38師及新一軍的軍眷，孫立人將軍的手下。
小時候常聽大人說，初來台灣時，孫將軍說不久就要打回去。
大家也為此摩拳擦掌，因為新一軍從來不相信他們會打不過「共軍」。
他們說，丟了大陸有很多原因，但新一軍可沒打過敗仗。
我在這眷村中的成長經歷，
便是從幻想著雞那樣大的蚊子、讓吉普車彈跳起來的大蟒蛇的童年，
逐漸瞭解為何村中都是些在軍中「沒搞頭」的叔叔伯伯們。
父親在1949年大撤退時，托同僚將我奶奶自武昌接來台灣，
因此小時候我們家是村中極少數有長輩在的家庭。
小時候，只覺得家中有個奶奶嘮叨我們，其他也不覺得如何。
後來才逐漸知道，什麼是「抗戰剿匪」戰爭造成的妻離子散、骨肉分離。
小時候過年時，總有三四個軍人叔叔伯伯在我們家吃年夜飯，然後大人們打麻將。
有一位叔叔經常喝醉了在我家院子裡吐，邊吐邊哭，
對來勸的人說，就讓我一年哭一回罷。
有個孫少將，每次來到村上，便讓我們一群孩子擠在他插著將官旗的吉普車上，
呼嘯地進入黃埔軍校的大門，帶我們在軍區內採芒果、游泳。
聽說，孫少將的小孩都留在大陸沒帶出來，所以他特別疼孩子。
父親對奶奶極孝順。
據父親說，在武昌，他家裡是富商地主，所以奶奶留在大陸會被清算鬥爭，
但來台灣後，對於一直有傭人伺候的奶奶來說，也是苦。
所以父親盡力奉養奶奶，不讓她受苦、生氣。
在我記憶中，父親只打過我一次，為的是我不聽奶奶的話，還對她生氣跺腳。
在奶奶過世許多年後，母親才對我們說，
奶奶來台灣時帶了些金條及火狐襖之類的貴重物品，
後來都瞞著父親賣了補貼家用。
那時，的確，一個軍人的薪水不足以養生送死。
我小學一年級時，奶奶過世。父親只有從軍中退伍，拿退伍金辦奶奶的喪事。
葬了奶奶後，不久家中經濟便陷入絕境。
幾乎天天飯桌上只有醬菜，後來連醬菜都買不起。
賣醬菜的祝伯伯與我們住在同一巷內，他的兒子阿鳳與我同年，我們成天玩在一起。
所以每當父親自己去買醬菜而不是要我去時，我心裡總覺得很羞辱，
因為我知道他是去祝伯伯那兒賒些醬菜回來。
（待續）
請接下一則：
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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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南方週末論壇 http://www.infzm.com/content/45883
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
（前言）
父親20歲從軍，40歲退伍，但在我感覺中他一直是個軍人。
生在那時代，他先是身不由己地成為軍人；
戰爭歲月中的經歷，又使他成為一輩子的軍人，即使在退伍之後。
我的童年，可以說大多在父親的挫折與父母成天的爭吵中度過。
約在我小學五年級時，有一天父母親又在客廳中爭吵。
我躲在房間裡，翻弄著抽屜裡的雜物，試圖脫離那戰場。
在一個舊信封中，我翻出一張灰黃的照片：
一張長靠椅上坐著一位美麗端莊的女軍官，
四五個年輕男軍官或坐或站或臥地圍著她，
前面幾個人腰間還配著短槍，表情或神采飛揚，或頑皮輕佻。
照片背面，一行墨跡將泯的小字：「媽，看您的兒女們，重慶。」
望著照片中年輕俊逸的父親，我臆想，
若那戰爭延續下去，若父親不來台灣，若父親沒有和母親結婚，
他就不會每日過著為柴米油鹽發愁的日子。
或者，戰爭過後他又可以回武昌，跳舞、打麻將，過著他逍遙的公子生活。
（一）
據父親說，我們家在武昌是個經商世家。
我們家族的字輩排行，「駿業宏開正大光明」，也說明這是個經商家庭。
祖父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後在家鄉經營造紙業。
父親為「光」字輩，名光輝。大學時曾就讀武漢的中華大學。
據父親說，那時他成天跳舞、打麻將。
讀到大二，當時是1937年，許多同鄉朋友都從軍打日本人去，
並從戰場前線寫信回來，所以他們麻將也打不下去了。
父親向祖父要求休學從軍，但祖父堅決不許。
後來在祖父「至少要當個軍官」的讓步下，
父親進了黃埔軍校（當時稱中央軍校），成為15期黃埔軍人。
從父親口中，以及我對他的記憶中，當年他所從事的那些戰爭只是些片斷景幕。
帶車隊走滇緬公路，由於任務艱辛，來回一趟便晉陞一級。
回到重慶，卻聽得人們傳言滇緬遠征軍運補車隊替宋美齡帶進口絲襪。
從重慶的防空壕裡拖出上千的屍體，每一具都帶著咽喉上的爪痕及扯破的衣服，
顯示他們死前遭受的窒息之痛。
遠征軍駐印度時，夜晚有印度人摸進軍營，
從懷中掏出一包橄欖大的紅藍寶石換麵包
（母親手指上那個大藍寶石戒便是如此來的）。
偽裝成警察、衛生部隊支持東北的四平戰場，受「共軍」連續一周的猛烈攻擊。
然後便是，逃難時到處尋找親人的記憶。
（二）
來到台灣後，父親便一直住在南台灣高雄縣鳳山鎮黃埔軍校旁的黃埔新村。
這也是我出生，以及20歲之前成長於斯的地方。
是的，我的幼年與青少年生命與「黃埔」無法分割——
翻牆進入黃埔軍校偷芒果與衛兵捉迷藏，
觀看官校學生在黃埔大道上踢正步，對他們扮鬼臉，
甚至青少年時眷村朋友們共組的「幫派」也叫黃埔。
據父親說，剛到台灣時，一切都明白了；
許多很親近的朋友、同僚、長官，原來都是共產黨潛伏在各部隊裡的人。
難怪後期與「共軍」作戰時，「共軍」經常比「國軍」先知道「國軍」部隊調度。
我家鄰居徐伯伯說，有一次他們師團與「共軍」對峙了一星期，
突然「共軍」撤退，並向「國軍」喊話：
「對面某師的弟兄們再見了，我們到某某地方等你們！」
果然一天後接到上級命令，要他們轉戰到那「共軍」先一天已到的地方。
便是如此，從小我在眷村的「抗戰剿匪」記憶中長大。
夏天南台灣溽熱的夜晚，鄰居們搬出板凳、躺椅坐在巷子裡，搖著扇子，
大談抗戰「剿匪」的事。
或講到傷心處引起一陣靜默，或幾個人扯下褲子、掀起上衣比身上的彈痕，
引起旁邊媽媽們的竊笑。
小時候，聽來聽去，都是些雨林中作戰的故事——
他們如何穿過雨林出其不意地突襲日軍，如何受螞蝗、毒蛇、瘧疾糾纏，等等。
但小孩們更感興趣的是：「咬人的蚊子大得像雞，恨不得拔槍打它們」；
「比水桶還粗大的蟒蛇，讓輾過它的吉普車跳起老高」；
或是，「沒頭的軍人鬼魂晚上在曠野裡踢正步」。
稍微大一些時，我才知道我們整個黃埔新村，
住的大多是38師及新一軍的軍眷，孫立人將軍的手下。
小時候常聽大人說，初來台灣時，孫將軍說不久就要打回去。
大家也為此摩拳擦掌，因為新一軍從來不相信他們會打不過「共軍」。
他們說，丟了大陸有很多原因，但新一軍可沒打過敗仗。
我在這眷村中的成長經歷，
便是從幻想著雞那樣大的蚊子、讓吉普車彈跳起來的大蟒蛇的童年，
逐漸瞭解為何村中都是些在軍中「沒搞頭」的叔叔伯伯們。
父親在1949年大撤退時，托同僚將我奶奶自武昌接來台灣，
因此小時候我們家是村中極少數有長輩在的家庭。
小時候，只覺得家中有個奶奶嘮叨我們，其他也不覺得如何。
後來才逐漸知道，什麼是「抗戰剿匪」戰爭造成的妻離子散、骨肉分離。
小時候過年時，總有三四個軍人叔叔伯伯在我們家吃年夜飯，然後大人們打麻將。
有一位叔叔經常喝醉了在我家院子裡吐，邊吐邊哭，
對來勸的人說，就讓我一年哭一回罷。
有個孫少將，每次來到村上，便讓我們一群孩子擠在他插著將官旗的吉普車上，
呼嘯地進入黃埔軍校的大門，帶我們在軍區內採芒果、游泳。
聽說，孫少將的小孩都留在大陸沒帶出來，所以他特別疼孩子。
父親對奶奶極孝順。
據父親說，在武昌，他家裡是富商地主，所以奶奶留在大陸會被清算鬥爭，
但來台灣後，對於一直有傭人伺候的奶奶來說，也是苦。
所以父親盡力奉養奶奶，不讓她受苦、生氣。
在我記憶中，父親只打過我一次，為的是我不聽奶奶的話，還對她生氣跺腳。
在奶奶過世許多年後，母親才對我們說，
奶奶來台灣時帶了些金條及火狐襖之類的貴重物品，
後來都瞞著父親賣了補貼家用。
那時，的確，一個軍人的薪水不足以養生送死。
我小學一年級時，奶奶過世。父親只有從軍中退伍，拿退伍金辦奶奶的喪事。
葬了奶奶後，不久家中經濟便陷入絕境。
幾乎天天飯桌上只有醬菜，後來連醬菜都買不起。
賣醬菜的祝伯伯與我們住在同一巷內，他的兒子阿鳳與我同年，我們成天玩在一起。
所以每當父親自己去買醬菜而不是要我去時，我心裡總覺得很羞辱，
因為我知道他是去祝伯伯那兒賒些醬菜回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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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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