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下）

（第三段、第四段，請看本系列中篇文章）

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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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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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那次見了孫立人將軍一面後，父親的事業開始走下坡。
後來我知道，那幾年父親替肥料公司解決了不少煙害賠償問題，
使得那些高雄議員們無法藉機勒索。
然而父親的才幹以及他在「省政府」方面的人際關係，卻讓那些議員覺得有機可乘。
他們要父親為他們介入的一些地方工程向「省政府」官員說項，
並答應在工程預算通過後，以工程款的一部分作為關說酬勞。
那時，經常有豪華轎車停在我們家門口，議員親自來「接」父親到台中出差，
但我們看得出父親的身不由己。母親常哭著求父親不要與他們來往，
但父親似乎有把柄握在對方手上，不得不去做那些為公共工程說項的事。
家中又開始為了錢成天爭吵，因為父親不但沒得到佣金，還負了不少的債。

此時我已在讀高中，忘卻這些憂煩的方法是混太保、打群架。
高一、高二時，父親對我在外闖禍不但寬容，還經常「很有辦法」地替我解決問題。
每當我被一個學校開除時，他就動用關係替我再找學校；
當被我打傷的人找上門來，他悄悄地與對方在外面商談賠償，不讓母親知道。
那時我卻很少關心他，直到有一天母親對我們說，
其實父親早已被肥料公司開除，並陷入一些金錢官司中。
這時我才注意到父親的改變；他變得消沉、靜默，忍受母親對他的數落，
他已完全接受自己的失敗，也不再想對我們證明他很有辦法。

由於沒考上大學，20歲時我必須入伍服兩年兵役。
我剛進入軍中，父親便入監服刑，不久被轉入醫院。
新兵訓練結束後，我被分發到金門前線，無法回台灣看他。
父親從獄中寄給我的信裡寫道，
「吾一生戎馬，從未做出對不起國家社會的事，今受小人陷構……」
我流著淚讀他的來信；他說的不是真話，但我更能因此感受他的痛苦。
為了生活，為了讓妻兒及村上朋友瞧得起他，
他掙扎於做個正直的軍人和有辦法的大人物之間，
而至死他仍相信自己是個軍人。

在軍中，我對父親所經歷的「抗戰剿匪戰爭」又有了些新認識。
我到金門戰地單位報到的第一天，便有多個老士官來到營部，
說是來看「小老鄉」——那就是我。
後來由於我成為業務士官，查閱人事資料時驚然發現本營竟有數十位湖北籍老士官。
與他們相熟後我才瞭解，他們原來都是1948年從湖北某縣結伴逃難的同鄉農民。
到了上海，住在車站與騎樓下，沒得吃、沒得穿。
有人拿粥給他們吃，又拿衣服給他們穿，
要他們在一些名冊上劃押簽字，說是為了領饅頭。
就這樣，他們便糊裡糊塗地成了軍人。
後來我知道本師其他營裡也多有這樣的情形——
所謂抗戰「剿匪」老兵，有許多其實只是當年的難民；
當時許多國民政府軍的部隊被打散後，在上海、廣州重新「整編」，
也就是抓些難民來當人頭充數。

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老士官，而是一位老中尉人事官。
他成日喝酒嫖妓，經常因欠債而讓老百姓告到軍營來。
有一回，我們年輕的營長發火了，他對喝得醉熏熏的老人事官說要將他送軍法。
「你要把老子送軍法！你要把老子送軍法！」人事官突然發狂地叫罵，
「老子當兵的時候你在哪裡？」接著，他倒在營長燙得筆挺的軍褲下，
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死命哭罵，
「老子14歲時我娘要我出門買醬油，就被你們抓來當兵；
你就斃了我罷，讓我見我娘去！」
營長在本師以行事果斷卓絕著稱，此時被他鬧得呆在那兒，不知所措。
我知道，像他那樣在我們村旁的黃埔大道上踢正步訓練出來的新制軍官，
不會瞭解那場荒謬戰爭，以及那戰爭造就了多少扭曲的人性、人生。
部隊回到台灣後，駐地在新竹楊梅，離台北不算太遠。
我每個週日假期都到父親的病床邊陪著他；
自己當了兵，曾站在金門古寧頭眺望大陸，
曾在營地裡撿拾古寧頭戰役中被同胞就地掩埋的共產黨軍人枯骨，
曾陪著那些歸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
我這時才能體會父親那一代人在台灣的挫折與對故鄉的想念。
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那戰場——即使現實的戰場已化為每日柴米油鹽的生活壓力，
即使戰場已成為官場、商場上的爾虞我詐，
他們還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戰役的艱苦與榮耀記憶之中，
還是以黃埔軍人自詡。
有一天我進入父親的病房，病床是空的；
一個護士察覺我的驚恐，她對我說，放心，王先生是去做檢查。
我與那護士坐在空蕩的病房內。她對我說，你是王先生的兒子罷，
你父親常提起你，他很以你為榮。
我聽了心如刀割；混了幾年小太保，又兩次考大學失敗，
除了為賺點零用錢而在報上發了幾篇散文外，我有什麼可讓父親感到光榮的？
在我退伍前半年，父親終於去了。
那晚台北榮民總醫院打電話到軍營裡，營長要他的駕駛員立刻送我到火車站。
到了醫院，見到父親容顏安詳地躺在床上，我並未感覺特別悲傷；
只是覺得，小時以來父親一直佑護著我們的偉岸身軀，為何此時小了許多。
辦完父親的喪事，半年後我在軍中服役期滿。
往後的六個月，我每天至少花上15個小時讀書，後來考入師範大學歷史系；
推動我的，以及後來一直推動我讀到哈佛大學的，是我對父親的感念
——他以我為榮。

（六）
那一年，1974年，我與幾位眷村朋友一起到台北上大學。
其中有一位是與我同年的楊海誠；他與我相同，服了兩年兵役後才考上大學。
這一年，以及次年，我兩度陪他到烏來山區找他大伯父；
為的是，海誠奉他父親之命，到山裡勸這位老人家下山養老。
過去我便聽父親說過，海誠的大伯是孫立人將軍麾下的一名虎將，
仁安羌戰役主攻的營長之一。
老人住在曲尺山區一條山道的盡頭，那原是一個礦場，
後來被封閉，老人單獨住在廢棄的辦公室中。
他整年大多只靠三種食物過活：
自己養的雞，溪裡的蝦子與到處可採得的一種紅色野菜。
那時年已近八十的他，白天仍能生龍活虎地修理雞圈，教我們如何在溪中放蝦籠。
晚上，飯後兩杯酒下肚，他委頓地臥在躺椅上，這時才像個近八十歲的老人。
我這時已在歷史系讀了些中國近現代史，對遠征軍及仁安羌戰役十分感興趣。
而這位楊伯伯，正是歷史的見證，「口述歷史」的絕佳採訪對象。
然而讓我感到失望的是，這場偉大的戰爭，在他說來竟是如此的稀疏平常。
他說，盟軍要提供他們最好的武器，但他們只要迫擊炮。
他說，孫將軍的部隊將迫擊炮使用得出神入化。
他們便是如此，將炮彈吊射入日軍躲藏的戰壕中，讓敵人沒地方躲。
聽著聽著，我不再是歷史系的學生，又變成了當年眷村裡聽遠征軍故事的小孩。
楊伯伯說，他認得父親，「你爸爸在四平，守車站到郵局，那一仗打得漂亮！」
但說到下山養老，他堅決不肯。他說，他不想再吃國民黨與蔣介石一口飯！
這也是我在眷村中常聽說的：某某賣燒餅的、打煤球的，
過去事實上是「國軍」將領，丟掉大陸後，從此不肯向國民黨、蔣介石低頭討飯吃，
寧可過著清苦自食的日子。

（七）

我研究所畢業後，台灣進入一段所謂「後殖民時期」。
二戰前在台灣的日本人被歌頌為建設台灣的先鋒，台灣民主法治的根源。
相反地，由大陸來台的老兵們，或被認為是屠殺台灣人民的劊子手，
或被罵為吃台灣米卻心向大陸的叛徒。
在政界與知識界，「轉型正義」被喊得滿天價響；
其意是台灣要轉型進步，就必須追究蔣介石及其追隨者的責任，要他們為正義付出代價。
這又是另一場戰爭，所幸父親已脫離了這人間戰場。

後來在我30年的歷史學術生涯中，
常狂稱自己的研究是「從新石器時代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我，
卻從不研讀抗日與國共戰爭的歷史。
對我來說，那是個人記憶中的一片聖土，我不願學術知識污染了它。
在那兒，有像雞那樣大的蚊子，有讓輾過它的吉普車跳起老高的大蟒蛇，
有孫將軍帶著他的弟兄腳下踩著螞蝗毒蛇穿過雨林，
有摸進軍營以橄欖大的紅藍寶石換麵包的印度人。
在那兒，沒有民族戰爭，沒有同胞相殘，沒有仇恨，沒有恐懼。
所有的都已成為過去，只有我父親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們賴以維生的戰爭記憶，
以及我對他們那一代人的思念。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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